七、能不能永远不说忧伤 如果1998年永远消失

小麦米洛

那些逃无可逃的二次伤害

我不知道该怎样叙述1998这个年头。它是我想忘却又一直难以忘记的一年。这一年,最引人关注的是来势汹汹的洪水,我上高一,离灾区很远。有一天早晨,我眼神空洞地看电视新闻,爸爸走过来,有些犹疑地说:“我要去浙江做一次关于改革开放二十年的经济调查,时间有点儿长,你……好好照顾自己。”

我继续看新闻。自从发生那件事,我整个人都变了。有些麻木,有些冷漠,有些自卑,对这个世界有些不知所措。

爸爸走后的第三天,学校号召给灾区捐款。

作为班里的纪律委员,放学后,我去综合楼教师办公室送捐款。办公室只有一个老师在。他是学校最出色的物理老师,特级教师。他认识我,很温和地冲我笑了笑,叫我坐下。我坐下来,把装在信封里的钱递给他,说,老师,这是我们班同学的捐款,麻烦您交给方老师。

他没有说话。这样的沉默令我感到异样,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听到一阵急促的呼吸声,然后一双大手从桌面上伸了过来。我听到他说,你的手真漂亮。他的手,握住了我的手。

我像是被冰冻住,抽回手,我的脸涨得通红。我什么都没有说,将信封往他那边推了推,麻烦您交给方老师。他的双手又将我的手一把握住,说,你还装什么清纯。

这句话像利箭一样,将我的心脏刺穿。我的眼泪掉下来,逃也似的冲出综合楼。每一步都充满委屈与悲伤,还有深深的绝望。

现在你知道了,我为什么会说1998年,是我想忘却又一直难以忘记的一年。这一年,我遭人猥亵,然后又被道貌岸然的老师二次伤害。在以后的很多年里我都在想,人若是被伤害,便会筑起围墙保护自己,而最残忍的事情,莫过于那些逃无可逃的二次伤害。

我转学了,搬家了,离开了我生活了十五年的城市。我脆弱到没有勇气将那个老师的猥琐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的爸爸,它成了我心底里最黑暗而茁壮的一个秘密。

从此我们化友为敌

到达新城市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独来独往。爸爸依旧忙,对一名离异多年的老记者来说,城市早已失去它的意义,在他眼里,只有一座城市值得他奔赴,那就是新闻发生地。

不知从哪天开始,苏蕾蕾开始与我走得很近。或许是我开始忘记一些事情,又或许是苏蕾蕾天生的狐臭——请你不要笑,那时候的我选择朋友的标准,就是她必须要有明显缺陷。唯有这样,我才不会感到那么自卑。

我们一起吃饭,上完体育课一起去冲凉,买可乐。有时候,我们躲在音乐教室的最后一排说悄悄话。那时候有比肥皂泡还多的梦想。我只愿与苏蕾蕾交往,没有人知道,其实我是带着我与她都是有缺陷的同类人的心理接近她的。

2000年夏天,我满头大汗地用自行车驮着苏蕾蕾跑遍了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终于找到了一家我们认为是最好的激光除狐臭的医院。手术前,我陪她坐在医院蓝色的塑料椅子上,她忽然问我,你有没有上过手术台?

我呆了一下。1998年的那张手术台在我脑海中闪过,还有那个斯文秀气的医生。他在检查完后对我爸爸说,还好,处女膜没遭到破坏。爸爸的表情如释重负。

我看了看苏蕾蕾,想,两年过去了,我可以坦然面对以前的种种了。当时的我还想,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值得信任的人,我应该说实话。所以我调整了一下呼吸说,有的。

其实我真傻,我不该对她说。我一直将她当作最好的朋友,是她在我最孤单最无助的时候,给了我友谊。我从没想过她会出卖我,可是我应该想到,对一直渴望更多友谊的她来说,她是有可能出卖我的秘密,并用它去争取友谊的。

况且,在手术以后,她不再是那个有缺陷的女孩子。

总之,当有一天,坐在我后面的一个女同学递过来一张字条,问我是不是曾经被人强奸过时,我像是被当头打了一棒。我将那张字条撕得粉碎,然后微笑着回过头,说:是苏蕾蕾告诉你的吗?她在撒谎!

从那一刻开始,苏蕾蕾,我发誓与你化友为敌,形同路人。

你可以吻我,但不可以碰我

2001年的暑假又热又长,我坐在被窗帘蒙得昏暗的房间里,一家家学校地选。最后我将目光定格在兰州。理由很简单,它离我这里很远,而且在我们省只招一名学生,这给了我莫大的安全感。

以我的成绩,几乎是毫无悬念地去了那里。我刻意与以前划清了界限,一遍遍告诉自己,杨悦月,你已经十八周岁,长大成人,你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努力生活,生活不过给了你一点挫折,不要被自己拖住后腿,坚强一点,勇敢一点。

我加入很多学校社团。我播音的节目逐渐红了起来,在那个并不是人才辈出的西部学校里,来自东部的我很快成了翘楚人物。大二时,我与冼绅开始恋爱。他是广东人,他用粤语唱歌给我听,用美丽的粤语说过我中意你,还有生日快乐。我尤其喜欢他说粤语时的口气,温柔得不像样子。我学会的第一句粤语是你好。第二句是对不起。

有时候在兰州街头走着走着,我会突然感慨,冼绅,走到今天真不容易。他只是笑,他并不理解我说这句话的真实用意。他并不知道杨悦月能够站在2002年的兰州街头,跨越了多少辛酸与屈辱,淌过多少泪水。

可是那又有什么要紧。我已经决心忘记1998年,他知不知道理不理解都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漫天星光下,他会牵起我的手,像个老牌绅士那样轻轻吻一下,然后看牢我的双眼说,感谢上天让我们相识。

虽然肉麻,却让我感觉到幸福大概就是这般模样。

有一天晚上,或许是他认为时机成熟了,或许是情不自禁,老牌绅士吻我的时候,双手开始游走。当他透过衣衫即将解开我的内衣的背扣时,我忽然一抬手,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

清脆的声音在朦胧的夜色里,仿佛利器划破了布帛。

他有些蒙了。其实他是那样容易腼腆与胆怯的小绅士,眼神里有惊惶与问询。他抱着我说,对不起,对不起。

我的嘴巴动了一动,却什么都没有说。

我该如何跟他说,在那关键的一瞬间,我突然想到了那个猥亵我的老男人。他肮脏的双手,他那把蛮力,以及无数个在梦里还在反抗的瞬间。

我才二十岁,我该如何跟我爱的男孩说起那个令人绝望的1998年。它将我的人生,断然划分成一半明媚,一半忧伤。这不算悲哀。最为悲哀的是,我始终在忧伤里沉沉浮浮,一次次跌落。

生命中最悲哀的事是在遭遇不幸后失去面对生活的能力

2006年春天,我穿着长至脚踝的大衣走在伦敦的大街上。穿过这条街,就可以回到自己居住的小公寓了,虽然没有下雪,温度依然很低。路边的脏水都结冰了,走在上面,咔嚓咔嚓像是踩着碎玻璃。我回味着刚刚在学校,从播音室里出来的时候,Mr.Brown对我说的话:杨,你的这把声音,无论在哪里,都将会是最红的声音。

回到公寓,打开电脑,上网,信箱里躺着冼绅的第52封来信。

自从2002年的那一巴掌以后,我主动与冼绅疏远。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悲伤与绝望。或许是我太敏感,或许是我太脆弱。一年后,我办了休学,来到英国留学。

他坚持给我写信,我始终没有回复。

其实我多么希望有那么一天,我可以这样给他回信:冼,你总是问我,为什么不爱你,离开你,杳无音信。你可知道,我人生中曾经的一场噩梦,1998年,我在父亲出差期间去江西度假,遭人猥亵,并被很多人重复伤害,不再相信与感激。幸好,如今我提笔给你写信,是我已经明白,生命中最悲哀的事不是遭遇不幸,而是在遭遇不幸后失去面对生活的能力。

最好我还能站到他面前跟他说这段话。但是这个春天,我还在继续冬眠。我和安戴意气风发地走在王府井大街上,

橱窗映射出一对中等样貌、中等收入的都市女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