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各路名士的漫话与闲谈 名士与老妈子之间:不得不说的事
在过去的时代,大家对读书人的道德要求一般说来还是蛮高的。不过,如果一个人被视为名士,情形就变了,好像就有了某种行动的自由,别说出点格,就是荒唐一点,人们也以为当然。凡是名士,好像一齐约好了似的,大抵都将“特权”用在男女之事上,通过纵情声色、放浪形骸来展示自己的名士风范,所谓自古名士尽风流是也。不过,做名士的风流往往是牺牲掉仕途前程换来的,也就是说,大凡一个人被人看成名士,他也就甭打算出将入相、在政界官场一逞身手了。从这个角度说,做名士往往意味着某种无奈,不是文名大著而科场蹭蹬,就是别的什么原因断了上进的路,比如像明代的唐寅,一个好好的解元被莫名其妙的科场案搅了进去,从此再也别想考试做官。当然也有这样的事,人还没有踏入仕途就玩得过火了,文名与青楼薄幸之名一样大,大到了上达“圣听”的地步,比如宋朝的柳永,最后只好不再应考,做“奉旨填词柳三变”。
晚清的王闿运,属于仕途受到挫折,愤而化为名士中的一个人。王很早就中了举(二十六岁),踏入高级士人行列,虽然几次会试不售,也属正常。那个年月,科考连捷的跟黑天鹅一样稀少。他的霉运在于才华早露,而且上达中枢,为咸丰皇帝的智囊肃顺看上,收入帐下,成了大清智囊团的智囊。而咸丰恰属于那种气性过小、又偏偏赶上多灾多难的皇帝,太平军没有平,英法联军又打上门,两下夹攻,一口气没上来,窝囊死了。咸丰一死,肃顺一时大意,被肚皮争气、生下唯一皇子的叶赫那拉氏联合咸丰的兄弟恭亲王奕搞掉,跟着知遇的先皇去了。王闿运则从此被打上了“肃党”的烙印,不得超生。在中国就是这样,跟错人与站错队,对文人来说都是政治生涯中最致命的失招。王闿运站错了队,没有搭上小命已经属于皇恩浩荡了,要想出头,只好等西太后死掉。可是,偏偏这个对头命特长,活了又活,一直统治了四十多年。在这期间,王闿运就只好做名士了。除了传说他曾经劝说过曾国藩自立为帝之外,基本上没有参与过政治活动。
跟其他名士一样,王闿运也有大量的风流韵事,不过王的韵事无关于名妓或者名媛,只跟老妈子有关。大概是由于晚清的名妓早就没了前朝柳如是、李香君辈的文韵风华,纵然八大胡同的头牌苏州小妞,也不过会点弹词小曲罢了,所以,王大名士不屑在她们身上下功夫。大概是由于龚自珍的前鉴,为了一个顾太清丢官丢命,或者是清朝高门大户,门禁过严,没机会下手,反正王闿运在传统名士施展风流技能的两个方面都没有任何成绩,力气都使在了身为佣妇的老妈子身上。
跟那个时代的绅士一样,王闿运享过齐人之福,有妻有妾,不过都较早死掉了。丧偶的王闿运根本没有续弦或者再讨个妾的意思,不过,此老虽然七老八十,却有一个年轻人才会有的癖好——每夜非有妇人侍寝不可,否则就难以入睡。王闿运既不打算再要妻妾,又对青楼女子没有兴趣,那么,侍寝的事就只好由老妈子来承担了。
王闿运的老妈子,最有名的是周妈。其实在周妈之前,也有过别人,可是自从周妈来了以后,“后宫”就是她一人的天下了。王闿运不仅睡非周妈不香,饭非周妈不饱,而且头上的小辫子,非周妈梳理侍弄不舒服,梳理完了,还扎上一个大红的头绳,进入民国之后,依然如此,成为湖南的一景。关键是,此老跟老妈子的事从不避人,不仅在日记里写(日记都是写给人看的,王闿运自也不能免俗),而且双入双出,甚至当着自己的弟子亲亲热热。清朝完结,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请王闿运进北京做国史馆的馆长。王偕周妈上路,途经武汉,湖北督军王占元请饭,周妈上席,吃得陪坐的大人先生们一脸尴尬。到京之后,袁大总统设宴招待,周妈也有座位,而且就在王的旁边。席间,王闿运旁若无人,一个劲儿地把好菜往周妈碗里夹,连跟总统说话都有一搭无一搭的。
可是周妈也有麻烦,不仅她的儿子和兄弟老上门来要钱(不是应得的佣金,而是额外的钱),而且她自己有事没事总要弄出点动静来。此妇虽然仅仅是个乡下的中年寡妇,大字都不认得一个,但天生对政治,尤其是家庭政治,无师自通得门儿清——如果摆在皇后的位置上,估计又是一个西太后。在王闿运在家做名士开门授徒的时候,周妈的政治才能不过展现在把持家政、操纵馆务上,问题还不大。可是一旦王闿运进京做了官,主持一个机构,事情就麻烦了。先是在国史馆的杂役人员的安排上,周妈要插手——要用自己家乡的亲戚。这倒也有可原,照顾乡亲和族人,毕竟是国人的通病,只要有人出息了,大家自然会贴上来,要求利益均沾。周妈成了国史馆馆长大人的内宠,虽然无名无分,但“出息”二字还是谈得上的。湖南的老妈子成千上万,有谁能让我们的王大名士睡安稳觉的?可是,糟糕的是,周妈的手越伸越长。有人见识了周妈跟王闿运的亲密,也见识了周妈的神通,于是,只要有事求到王闿运,用得到国史馆,就走周妈的后门,结果害得个原本还算本分的周妈在京城大出风头。周妈为了方便跟人打交道,据说还有名片,名片上是王闿运的亲笔,上面六个大字:王氏侍佣周妈。虽说名头不响,但管用。世面见得多了,周妈胆子未免越来越大,甚至敢假借王闿运的名义,写信替人求官,率众大闹妓院,闹得京城上下、有点头脸的所在,无人不知有个周妈。终于有一天,周妈纳贿的事败露了,王大名士生了气,要周妈把吃进去的吐出来。开始,周妈还抵赖,想顾左右而言他混过去,后来实在赖不过去了,遂就地打滚,又哭又闹,一如泼妇,弄得王大名士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周妈吃的贿赂吐不出来,周妈引进的人就退不出去。摸着了王闿运的软肋,知道自己只要一哭二闹三上吊,王大名士就得让着她,周妈胆子更大了,最后,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史馆居然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周妈当了家。
幸好,就在王闿运感到有点为难的时候,由他的学生杨度带头闹起来的帝制风潮已经有点成气候了。有意思的是,在帝制的鼓噪中,有些遗老遗少会错意,以为袁世凯这么闹是为了让清帝复辟,未免得意忘形,放肆乱叫,其中就有王闿运的学生宋育仁。为了不让帝制运动乱了“方向”,宋育仁被抓了起来,或者说客客气气地被请到了警察局,然后解递原籍。对于冒冒失失闯祸的弟子,王闿运没有话说,只有叹息,还让周妈送了二十元钱给他。这种捉放曹的把戏,通晓帝王术的王闿运大概是看出了其中的猫腻,也看出了其中的危险。老谋深算的他可不打算糊糊涂涂地蹚这趟浑水,于是拿周妈说事,上书袁世凯说自己“帷薄不修”,约束不了家人,辞掉了国史馆的馆长。没等老袁照准,王闿运就夹起行李走人。周妈丢了作威作福、索贿纳贿的机会,很是恨恨,但也没有办法(不识字,没有看住自己的床上人写辞呈),只好跟着王闿运回家。
在晚清和民国,王闿运属于那种才大志高、目无余子的人物,连曾国藩、左宗棠都不放在眼里,何况其他。无奈,命运不济,站错了队,只好去做名士,既做名士,心中块垒难平,夺他人之酒杯,无论怎么浇,都是老套子,难解心头那点遗憾,非得有点惊世骇俗之举不足以自显。亲老妈子实际上算是一种。事实上,王闿运抬举老妈子,除了满足自家性欲之外,还附带有笑骂官绅贬损官场的意思,管你什么大场合,什么高贵的人出席,咱就带周妈一起,款待我,就得款待这个乡下来的粗鄙的仆妇,关键是我带这个粗妇还没有任何名义、任何名分,仅仅是老妈子而已。达官贵人、夫人名媛,包括民国总统,一并被捉弄了,又无可奈何,王闿运也正好借此,一出自己不得施展才华的恶气。从某种意义上说,抬举周妈,跟他找三个匠人做弟子(木匠齐白石、铁匠张仲飏、铜匠曾招吉),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偏要找这些底层的人来和士子做伴,抬举了他们,就贬低你们。骨子里,他并不真的看得起这些人。比如在日记里,王闿运就嘲笑齐白石的诗是薛蟠体(而在齐白石自己看来,他的诗是第一流的,而画倒在其次)。
王闿运讨厌当时官场的一切,尤其讨厌春风得意的大人物,却从来不出恶声。一切厌恶从嘲谑出之,在近乎恶作剧的戏谑中泄着自己的不平。只有在自己亲人遭受磨难的时候,他才会偶尔显露出金刚怒目的本来面目。晚年,他最喜爱的女儿所托非人,女婿不仅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而且大搞家庭暴力,对女儿大打出手。女儿写信向他哭诉,他在信旁批道:“有婿如此,不如为娼。”愤愤之,溢于表。这样的话,大概也只有他王闿运能够说得出来。显然,无论是游戏人生,还是金刚怒目,在骨子里,他老人家心气还是不平,没有看开。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古往今来,谁又能真的看得开呢?在那个时代,士大夫的一生志向,大而言之是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说得实在一点则是“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所以,科考成败,人称得售与否,也就是说,卖没卖出去。真的卖出去,还要看以后的官运如何,或者说卖出了个什么价。既不得售,或者穷守乡里、郁郁而终,或者煮字疗饥、卖文为生,再就是做名士了。比较起来,做名士如果做得巧,做得有水平,日子还算过得最舒服的。不过,做名士必须有条件,条件就是自家得有点本事,而且社会上还要承认,否则脾气和疯气就都耍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