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释之是西汉文帝时的廷尉，按今天的算法应该是王朝的首席大法官兼司法部长还兼警察头子。此人在历史上出名，因为他的刚直铁面。皇帝把惊了自己驾的家伙送去他那里治罪，可是廷尉大人居然罚了点钱就给放了。皇帝很生气，说是要不是自己的马好，非摔个嘴啃泥不可，说不定会出大事，可是廷尉大人说是你要是当时一刀杀掉也就杀了，但是送到我这儿来按律就该这样判。

张释之早在做公车令的时候兼带负责宫门守卫，太子和梁王这一对太后眼前的宝贝一起乘车入朝，过司马门不下车。张释之居然追上去给生生拦住，然后上奏弹劾这俩宝贝大不敬，非得皇帝亲自出面请皇太后下诏赦了太子、梁王才算拉倒。

如此严格执法之人也有冤枉人的时候，那是张释之刚出道的时候，在汉文帝身边做谒者仆射时常围绕秦亡汉兴的话题，跟皇帝讲些“卑之，毋甚高论”的浅显道理。一次，陪皇帝去上林苑游玩，皇帝问起上林尉园林里养的飞禽走兽的品种和数量，结果上林尉一问三不知，旁边一个小吏代为所答，滔滔不绝，问什么知道什么。于是皇帝大悦，说：“吏不当若是邪？”下令要提拔这个小吏做上林令。张释之却发表意见不同意，说这个小吏，无非是逞口舌之利，不足道。他还举出本朝两位说话不大利索的大臣周勃和张相如的例子，说明能说会道者不应该被称道，尤其不该被奖赏，甚至上纲上线，说秦朝任用刀笔吏，竞相以寻人过失、苛相察究为任，害得政治空言废实，皇帝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结果二世而亡。最后，汉文帝被说服，小吏提升的机会告吹。

熟悉所掌管的事务，是官吏的本分，职务越是低级，职责越是具体，就越是应该了如指掌。昏昏者理应受到惩罚，反过来，昭昭者即使不给奖赏或者提拔，那么也没有道理蒙上利口善辩的恶名，周勃固然是不善言谈的忠厚长者，但绝不意味着他对自己的职守糊里糊涂，做丞相也许不合格，但是做将军还是称职的。至于秦之所以灭亡，的确跟严刑峻罚、官吏竞相寻过苛察有关，但这跟一个小吏对自己所负责的事务滔滔发言有什么关系？无论如何，张释之在此事上冤枉了人。还好，他仅仅断送了上林小吏的一次升官的机会，并没有害他丢了饭碗乃至性命。

西汉文景之世，距离灭亡的秦朝还不太远，秦朝在任官方面，除了军功和纳粟之外，还有相当多战国的遗风，呈口舌之辩的游士得官者不在少数。这些人当官之后，为政风格多半也是滔滔不绝说个没完，处罚了人还要说得令人口服心服或者痛不欲生。那些饱受秦法荼毒的人们，在动辄获咎的战战兢兢中最感痛楚的很可能就是这种滔滔不绝。至少在张释之的眼里，华而不实的口辩之风要算是汉朝所要接受到秦朝教训之一。也许那个上林小吏在履行职责的时候说得太溜，口才太好，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就是“欲以观其能，口对响应无穷者”，因此触动了张释之那根始终强调秦朝教训的神经，甚至引发了他对于深恶痛绝的苛刻秦法的联想，于是上纲上线，批倒批臭，以他的口辩之才断送了口才太好的上林小吏的前程。

秦政之弊的确在于严刑峻法，而且执行中过于明察苛求，在这一点上，西汉初年实际上并无二致。汉高祖刘邦入关之初宽松粗疏的约法三章，到了得天下之后已经丢到爪哇国去了。朝野实行的，依旧是秦朝的苛法，而且在操作上罚重而奖轻，百般苛求，如冯唐所言，云中太守魏尚战功赫赫，只因上报斩首数目差了六个，就被削爵撤职，在当地罚做苦工。只是在匈奴压境，急需军事人才的情势下，由于冯唐的进言才得以官复原职，传下来一个冯唐“持节云中”的美谈。多少年后，词人兼军人的辛弃疾，还感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后来张释之做廷尉之后，一系列抗命之举就是要在实际中改变严刑峻法、明察苛求的作风，从宽仁的方面，修正沿袭下来的秦政之苛。当然，在这方面，最有贡献的还不是官员，而是一个弱女子淳于缇萦，若非她哀婉动人而且入情入理的上书，实行了几百年的断足、膑膝、割鼻子这样残忍的肉刑，一时半会儿是废除不了的。

废除苛法，去掉肉刑，是政治走向人道的开始，这一过程在中国能在两千多年前出现，无论如何都是国人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