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里的五光十色 两个人日记里的“五四”

在做历史的人看来,日记虽然属于第一手材料,但却是不大好的材料。因为记日记的人,往往喜欢在日记里做假,对于很多人来说,日记,尤其是记述得比较详细的日记,在奋笔疾书的当时,就存了心。日后给别人看,如果这个人恰巧是个知名人士,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不过,就算是当初就存了心,料到自己的日记日后会出版,作者对经过的事件,在叙述上兴许会刻意隐瞒或者颠倒黑白,但日记毕竟会表达出来作者当时的某种想法,至少这种想法应该是真实的。具体对于某一件大事,日记里说还是不说,说多少,怎么说,肯定代表了当时作者对这件事的看法。

不用说,“五四运动”是件大事。尽管运动的后期,商人和工人也参加进来,但大体上,人们还是习惯性认为这个运动跟学生和知识界关系更密切,而跟军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军人和一个留学美国学文学的留学生比,大家肯定多半会认为后者对“五四运动”会更关心些,很可能更热心,而“五四运动”应该不会在前者的生活中留下什么痕迹。但是,我手边有两本已经出版的日记,一个是在哈佛留学的吴宓的,一个是陕西军人胡景翼的。读完之后,得出的印象,跟我原先的预想,完全相反。

在中国,吴宓算是个很有知名度的学人,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提到王国维、陈寅恪,总能联系到他。“五四运动”当口,他在哈佛读书,专业是英美文学。传统上,留学生尤其是学文科的学生,对于国内局势相当关心,日本威逼中国签订“二十一条”的时候,这些学子就曾很是群情激愤过一次,巴黎和会与“五四”抗争,动静更大,国际关注的程度更高,留学生激动程度当然更高。但是,吴宓这个几乎每天记日记的人,竟然对这场运动只字未提。显然,这里没有消息不通的问题,当时的美国报纸,对“五四运动”有报道,而且第二年跟“五四”相关的山东问题之间交涉事件,吴宓的日记在同一时段就有反映。此前此后,关于新文化运动,诸如白话文学,写实主义,易卜生主义,《新青年》、《新潮》,乃至胡适、陈独秀,他在日记里都多有提及,可是“五四”的政治抗议运动如火如荼,从火烧赵家楼到商民罢市,工人罢工,最后政府妥协,在他的日记里居然一点儿影子都没有。

当然,如果仔细搜的话,“五四”在吴宓的日记里还是有点儿蛛丝马迹的,至少在三个地方,吴宓还是影影绰绰地表达了他的一点儿看法。一是在1919年9月7日,在一篇洋洋洒洒5000余字的日记中,借批评男女同校,女子参政时写道:“处中国危亡一发之际,自以强固统一之中央政府为首要,虽以共和为名,亦切宜整饬纪纲,杜绝纷扰。”另一次是在1920年的3月28日,借议论清华的一次小学潮,他发挥说,“今学生风潮盛起,持久不散,逾越范围,上下撑拒攻击,到处鸡犬不宁,不日必来外人之干涉,以外人为中国之君主。中国之人,尚不憬悟,清华之失,尚其小者。”同年4月19日,更进一步近乎绝望地议论道,“中国经此一番热闹,一线生计已绝。举凡政权之统一,人心之团结,社会之安宁,礼教之纲维,富强制企致,国粹之发扬,愈益无望。”这番热闹是指什么,应该就是指“五四”。不用说,吴宓对作为政治抗议的“五四运动”很不满意,很有微词,但是碍于中西几乎一致地对运动的肯定,又不便直接露骨地发声唱反调,即便在日记里也是如此——日记终要给人看的。

吴宓对“五四运动”的不以为然,跟他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有关。我前面讲到他的日记多次提及新文化运动,但每次说及,没有别的,就是一个“骂”字:说新文学是“乱国文学”,“土匪文学”(1919年12月30日);说白话文学是“倒行逆施,贻毒召乱”(1920年2月12日);说“白话文学”、“易卜生”、“解放”是“牛鬼蛇神”,“粪秽疮痂”。骂得拽文,也很刻毒,上纲上线。当然,我相信,吴宓是真心诚意这样想的,在他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很可怕的,可怕到不仅国将不国,而且家将不家,具体地说是危及他和他的小家庭,因为这个运动“邪说流传”,“‘解放’‘独立’‘自由恋爱’诸说盛行,必至人伦破灭,礼义廉耻均为湮丧”。想到这里,吴宓甚至悲观地要自杀——“则宓虽欲求一家之安宁、父子之慈孝、伉俪之亲爱,亦不可得。呜呼,前途黑暗如彼,今日劳愁如此,吾生何乐?诚不如自戕其生,则数分钟内,一切苦难,均冥然不知。清静之极,快乐之极!……(1920年4月19日)”而且,据他自己说,他很长一段时间里,总是有这种念头。

从表面上看,吴宓的对“五四”的看法,跟国内一些看到女子剪发、男女同校,便痛心疾首的冬烘的国粹派老朽没有什么区别,其过敏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我们还没有听说,国内有哪个遗老遗少因为新文化运动而想到过自杀。不过,吴宓辈的牢骚毕竟跟卫道士有所不同。其骨子里,大抵因为在美国校园里见了太多的男女自由恋爱,未婚同居,下课携手钻树丛,赴“桑园之约”的景象;社会上也有在中国人看来,太多离婚通奸,寻妓作乐之事。但年少力壮的自己,却什么都不敢做,若干年中,“不得与女人相见,虽欲一睹惊鸿之过影,一聆呖呖之莺声”,“亦势所不能”。因此夜思梦想,未免“气愤愁惨伤怀”(1920年4月19日)。但是聊以欣慰的是,他同时却发现,美国也有相当多的知识界人士对此现象很是反感,视其为病毒。于是,他的这种气愤、愁惨伤怀多少变得有点正当了,反过来发现,国内的新文化运动伦理批判,个性解放的结果,跟他所反感的美国现实一样。因此,在他看来,所谓新文化的“新”,其实是学了西方坏的东西,等于把垃圾引进来。

胡景翼曾任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团长,后来参与组织有国民党色彩的靖国军,跟督军对着干,直皖战后归属直系,为直系偏师的一个师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他跟冯玉祥合作倒戈,成立国民军,为第二军军长,也算是一个民国知名的军阀。“五四运动”当口,他主掌陕西靖国军,在陕西跟皖系的陈树藩对峙。

按陈志让的说法,北洋时期的军阀在文化观上多属于保守阵营,胡景翼虽然去过日本,跟国民党走得很近,但也是如此。在政治上,他反对皖系,尤其痛恨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攻击说“徐母死了,是因为徐树铮的不孝所致”(1919年4月21日),还崇拜关公,但是对时事颇为关心。在“五四”政治运动爆发之前,他不仅知道蔡元培其人,看蔡的《石头记索隐》,而且还知道陈独秀,“然对陈独秀辈之说,亦不觉为是,而觉其放诞甚也”(1919年3月26日)。很可能,在胡景翼眼里,陈独秀不过是个口吐狂言,放浪形骸的名士。

然而,虽然对陈独秀不以为然,但“五四运动”却在胡景翼日记中留下了很多痕迹。由于北京政府的封锁,也由于陕西偏僻,直到1919年的5月29日,胡才从《益世报》上看到运动的消息,知道了北京学潮,上海的响应,蔡元培的辞职。由于不明巴黎和会上的真实情况,他认为首席代表外交部长陆征祥“可斩也”,“否则外交亦无进步,而人以为卖国为常事矣”。此时,他对于“五四运动”,基本上还是抄报纸,没有多少自己的评论。

随着运动的发展,6月中旬,政府被迫让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免职,总理钱能训随之下台,他明显感到高兴,说,“此举或顺天意也,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曹等数人,人怨极矣,天岂有不愿者乎?”但是唯对钱能训下台感到有些惋惜,觉得此人还不错,下台是被只知道“依靠日人,借款买枪,招兵发财”的武人派(指段祺瑞和徐树铮)排挤掉的(1919年6月16日)。此时,胡已经站在了学生一边,而“天视民视”的说法,跟吴佩孚的“五四”通电很是相似。自打这时候起,原来跟直系没有多少关系的胡景翼对吴佩孚一天天钦服起来,到直皖战争爆发的时候,虽然双方孰胜孰负还没有定局,但在胡景翼眼中,吴佩孚已经是关岳(关羽和岳飞)一般的人物了(1920年7月3日)。而到了6月28日,当胡听人说此次运动大有成效,不仅英美法都乐意帮助中国,而且日本“亦欲让步”(其实不确),胡兴奋之极,说学生比宋时的太学生还要厉害,“予(胡的自称,笔者注)喜予国民气尚未尽死,公理尚在人心,国或不亡,而是非尚在”。忽然感觉他也是学生了,他的爱国事业不孤单了,居然在日记中三呼:“中华民国万岁”,“学生万岁”,“予之事业万岁”!

有意思的是,胡景翼还发现了这场运动跟陕西人的关系,陕西学生屈武上京到总统府请愿,“屈武以头撞徐世昌之足,再撞其柱。政府诸人惧,又感其诚,遂得许多完满结果”(1919年10月15日)。因此他非常佩服屈武,觉得陕西有人。关于这次请愿,屈武也有回忆,不过没有说他以头撞徐世昌的脚,也没有碰柱子,而是以头碰地“血流如注”。

耐人寻味的是,运动过后,胡景翼开始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连看了很多天,一直到把书看完,感觉“其中无予不能解者”(1920年4月13日)。显然,政治的意向,已经悄然影响到了文化观念。

胡景翼是个军阀,不过当时反对段祺瑞联日推行武力统一的人们中,有不少都是军阀。其中有直接受到威胁的南方军阀,也有北洋内部的直系军阀。诚然,这些人反段固然有利益之争的因素,但未尝没有对段祺瑞争取日本援助而出卖主权的不满。其中,吴佩孚、冯玉祥和胡景翼以及南方军阀赵恒惕等人,还是相当具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在平时,他们的军队纪律就比较好,而且没有多少劣迹。因此,他们对“五四运动”的呼应,不仅仅是出于派系之争而争取舆论,也有互相感染和相互支持。

历史是复杂的,很像样的学者也有一时看起来很不怎样的表现,而名声不佳的军阀,也有发乎内心爱国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