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历史的人看来，日记虽然属于第一手材料，但却是不大好的材料。因为记日记的人，往往喜欢在日记里做假，对于很多人来说，日记，尤其是记述得比较详细的日记，在奋笔疾书的当时，就存了心。日后给别人看，如果这个人恰巧是个知名人士，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不过，就算是当初就存了心，料到自己的日记日后会出版，作者对经过的事件，在叙述上兴许会刻意隐瞒或者颠倒黑白，但日记毕竟会表达出来作者当时的某种想法，至少这种想法应该是真实的。具体对于某一件大事，日记里说还是不说，说多少，怎么说，肯定代表了当时作者对这件事的看法。

不用说，“五四运动”是件大事。尽管运动的后期，商人和工人也参加进来，但大体上，人们还是习惯性认为这个运动跟学生和知识界关系更密切，而跟军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军人和一个留学美国学文学的留学生比，大家肯定多半会认为后者对“五四运动”会更关心些，很可能更热心，而“五四运动”应该不会在前者的生活中留下什么痕迹。但是，我手边有两本已经出版的日记，一个是在哈佛留学的吴宓的，一个是陕西军人胡景翼的。读完之后，得出的印象，跟我原先的预想，完全相反。

在中国，吴宓算是个很有知名度的学人，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提到王国维、陈寅恪，总能联系到他。“五四运动”当口，他在哈佛读书，专业是英美文学。传统上，留学生尤其是学文科的学生，对于国内局势相当关心，日本威逼中国签订“二十一条”的时候，这些学子就曾很是群情激愤过一次，巴黎和会与“五四”抗争，动静更大，国际关注的程度更高，留学生激动程度当然更高。但是，吴宓这个几乎每天记日记的人，竟然对这场运动只字未提。显然，这里没有消息不通的问题，当时的美国报纸，对“五四运动”有报道，而且第二年跟“五四”相关的山东问题之间交涉事件，吴宓的日记在同一时段就有反映。此前此后，关于新文化运动，诸如白话文学，写实主义，易卜生主义，《新青年》、《新潮》，乃至胡适、陈独秀，他在日记里都多有提及，可是“五四”的政治抗议运动如火如荼，从火烧赵家楼到商民罢市，工人罢工，最后政府妥协，在他的日记里居然一点儿影子都没有。

当然，如果仔细搜的话，“五四”在吴宓的日记里还是有点儿蛛丝马迹的，至少在三个地方，吴宓还是影影绰绰地表达了他的一点儿看法。一是在1919年9月7日，在一篇洋洋洒洒5000余字的日记中，借批评男女同校，女子参政时写道：“处中国危亡一发之际，自以强固统一之中央政府为首要，虽以共和为名，亦切宜整饬纪纲，杜绝纷扰。”另一次是在1920年的3月28日，借议论清华的一次小学潮，他发挥说，“今学生风潮盛起，持久不散，逾越范围，上下撑拒攻击，到处鸡犬不宁，不日必来外人之干涉，以外人为中国之君主。中国之人，尚不憬悟，清华之失，尚其小者。”同年4月19日，更进一步近乎绝望地议论道，“中国经此一番热闹，一线生计已绝。举凡政权之统一，人心之团结，社会之安宁，礼教之纲维，富强制企致，国粹之发扬，愈益无望。”这番热闹是指什么，应该就是指“五四”。不用说，吴宓对作为政治抗议的“五四运动”很不满意，很有微词，但是碍于中西几乎一致地对运动的肯定，又不便直接露骨地发声唱反调，即便在日记里也是如此——日记终要给人看的。

吴宓对“五四运动”的不以为然，跟他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有关。我前面讲到他的日记多次提及新文化运动，但每次说及，没有别的，就是一个“骂”字：说新文学是“乱国文学”，“土匪文学”（1919年12月30日）；说白话文学是“倒行逆施，贻毒召乱”（1920年2月12日）；说“白话文学”、“易卜生”、“解放”是“牛鬼蛇神”，“粪秽疮痂”。骂得拽文，也很刻毒，上纲上线。当然，我相信，吴宓是真心诚意这样想的，在他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很可怕的，可怕到不仅国将不国，而且家将不家，具体地说是危及他和他的小家庭，因为这个运动“邪说流传”，“‘解放’‘独立’‘自由恋爱’诸说盛行，必至人伦破灭，礼义廉耻均为湮丧”。想到这里，吴宓甚至悲观地要自杀——“则宓虽欲求一家之安宁、父子之慈孝、伉俪之亲爱，亦不可得。呜呼，前途黑暗如彼，今日劳愁如此，吾生何乐？诚不如自戕其生，则数分钟内，一切苦难，均冥然不知。清静之极，快乐之极！……（1920年4月19日）”而且，据他自己说，他很长一段时间里，总是有这种念头。

从表面上看，吴宓的对“五四”的看法，跟国内一些看到女子剪发、男女同校，便痛心疾首的冬烘的国粹派老朽没有什么区别，其过敏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我们还没有听说，国内有哪个遗老遗少因为新文化运动而想到过自杀。不过，吴宓辈的牢骚毕竟跟卫道士有所不同。其骨子里，大抵因为在美国校园里见了太多的男女自由恋爱，未婚同居，下课携手钻树丛，赴“桑园之约”的景象；社会上也有在中国人看来，太多离婚通奸，寻妓作乐之事。但年少力壮的自己，却什么都不敢做，若干年中，“不得与女人相见，虽欲一睹惊鸿之过影，一聆呖呖之莺声”，“亦势所不能”。因此夜思梦想，未免“气愤愁惨伤怀”（1920年4月19日）。但是聊以欣慰的是，他同时却发现，美国也有相当多的知识界人士对此现象很是反感，视其为病毒。于是，他的这种气愤、愁惨伤怀多少变得有点正当了，反过来发现，国内的新文化运动伦理批判，个性解放的结果，跟他所反感的美国现实一样。因此，在他看来，所谓新文化的“新”，其实是学了西方坏的东西，等于把垃圾引进来。

胡景翼曾任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团长，后来参与组织有国民党色彩的靖国军，跟督军对着干，直皖战后归属直系，为直系偏师的一个师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他跟冯玉祥合作倒戈，成立国民军，为第二军军长，也算是一个民国知名的军阀。“五四运动”当口，他主掌陕西靖国军，在陕西跟皖系的陈树藩对峙。

按陈志让的说法，北洋时期的军阀在文化观上多属于保守阵营，胡景翼虽然去过日本，跟国民党走得很近，但也是如此。在政治上，他反对皖系，尤其痛恨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攻击说“徐母死了，是因为徐树铮的不孝所致”（1919年4月21日），还崇拜关公，但是对时事颇为关心。在“五四”政治运动爆发之前，他不仅知道蔡元培其人，看蔡的《石头记索隐》，而且还知道陈独秀，“然对陈独秀辈之说，亦不觉为是，而觉其放诞甚也”（1919年3月26日）。很可能，在胡景翼眼里，陈独秀不过是个口吐狂言，放浪形骸的名士。

然而，虽然对陈独秀不以为然，但“五四运动”却在胡景翼日记中留下了很多痕迹。由于北京政府的封锁，也由于陕西偏僻，直到1919年的5月29日，胡才从《益世报》上看到运动的消息，知道了北京学潮，上海的响应，蔡元培的辞职。由于不明巴黎和会上的真实情况，他认为首席代表外交部长陆征祥“可斩也”，“否则外交亦无进步，而人以为卖国为常事矣”。此时，他对于“五四运动”，基本上还是抄报纸，没有多少自己的评论。

随着运动的发展，6月中旬，政府被迫让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免职，总理钱能训随之下台，他明显感到高兴，说，“此举或顺天意也，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曹等数人，人怨极矣，天岂有不愿者乎？”但是唯对钱能训下台感到有些惋惜，觉得此人还不错，下台是被只知道“依靠日人，借款买枪，招兵发财”的武人派（指段祺瑞和徐树铮）排挤掉的（1919年6月16日）。此时，胡已经站在了学生一边，而“天视民视”的说法，跟吴佩孚的“五四”通电很是相似。自打这时候起，原来跟直系没有多少关系的胡景翼对吴佩孚一天天钦服起来，到直皖战争爆发的时候，虽然双方孰胜孰负还没有定局，但在胡景翼眼中，吴佩孚已经是关岳（关羽和岳飞）一般的人物了（1920年7月3日）。而到了6月28日，当胡听人说此次运动大有成效，不仅英美法都乐意帮助中国，而且日本“亦欲让步”（其实不确），胡兴奋之极，说学生比宋时的太学生还要厉害，“予（胡的自称，笔者注）喜予国民气尚未尽死，公理尚在人心，国或不亡，而是非尚在”。忽然感觉他也是学生了，他的爱国事业不孤单了，居然在日记中三呼：“中华民国万岁”，“学生万岁”，“予之事业万岁”！

有意思的是，胡景翼还发现了这场运动跟陕西人的关系，陕西学生屈武上京到总统府请愿，“屈武以头撞徐世昌之足，再撞其柱。政府诸人惧，又感其诚，遂得许多完满结果”（1919年10月15日）。因此他非常佩服屈武，觉得陕西有人。关于这次请愿，屈武也有回忆，不过没有说他以头撞徐世昌的脚，也没有碰柱子，而是以头碰地“血流如注”。

耐人寻味的是，运动过后，胡景翼开始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连看了很多天，一直到把书看完，感觉“其中无予不能解者”（1920年4月13日）。显然，政治的意向，已经悄然影响到了文化观念。

胡景翼是个军阀，不过当时反对段祺瑞联日推行武力统一的人们中，有不少都是军阀。其中有直接受到威胁的南方军阀，也有北洋内部的直系军阀。诚然，这些人反段固然有利益之争的因素，但未尝没有对段祺瑞争取日本援助而出卖主权的不满。其中，吴佩孚、冯玉祥和胡景翼以及南方军阀赵恒惕等人，还是相当具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在平时，他们的军队纪律就比较好，而且没有多少劣迹。因此，他们对“五四运动”的呼应，不仅仅是出于派系之争而争取舆论，也有互相感染和相互支持。

历史是复杂的，很像样的学者也有一时看起来很不怎样的表现，而名声不佳的军阀，也有发乎内心爱国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