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下属刊物《法人》杂志的记者，写了一篇报道，惹了西丰县的县委书记，于是“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派出一队警察，直奔法制日报社，前来拿人。人虽然没有拿到，但县太爷的威风，可是抖到了极点。其他的县太爷再威风，也不过在自家境内搞点短信“文字狱”，抓的都是辖境内的子民，可人家西丰县的县尊，大白天就敢派警察荷枪实弹，直闯中央大报的报社，指名道姓抓记者。还好，批准发表文章的总编，没有在抓捕之列，县尊大人总算还给《法制日报》留了点面子。

无可否认，这件颇有声势的警察行动，让很多人莫名尴尬。因为这种事，无论是按法律还是按行政的惯例，都显得过于创意了。有才的西丰县太爷，以自己的果敢和铁腕，把难题扔给了上级领导。

显然，此风不可长，如果每个县太爷都这么有才的话，看谁不顺眼就派人来抓，今天抓法制日报社的人，明天是不是就可以抓人民日报社的人，后天，中央电视台的人是不是也可以动一动呢？县与县自然也可以互相抓，如果一个要抓一个要保，那么，双方都有家伙，是不是会打起来。如此这般，中国的县就不叫县了，改称王国好了；县委书记不叫县委书记，改称“百里侯”（这是古代对县太爷的俗称之一）。即便如此，也不足以解释这种行为，因为分封制下的诸侯，也不敢随便进京拿人，寻来觅去，好像只有唐朝后期藩镇割据时候的军阀有过类似的豪举。

西丰县的行动，太胆大，太有轰动效应，而且涉及众多记者的自身权利，几乎是顷刻之间，就成了轰动世界的大新闻。因此，向以救火堵窟窿为己任的有关部门，首先想到的不是制止西丰县的胆大妄为，而是考虑遏制网上的轰动。所以，人们最先看到的事件后续延伸，不是西丰县那边有所悔改，而是有确切消息的相关禁令。正因为如此，受到侵害、很丢面子的《法制日报》不声不响，本以维护记者利益为使命的记协，也只有几句不痛不痒、不着边际的话，滑得让人摸不着，也抓不住。

然而，这样一场事关媒体人命运的事件，不明不白的禁令是掩不住所有的声音，于是事件在发酵。有关部门明白了，不釜底抽薪，火只能越压越旺。这下，轮到西丰县采取补救措施，于是一队气势汹汹的警察换成了一队温文尔雅的县委工作人员，再次来到法制日报社。这回人家是来道歉的，据说，西丰县公安局的拘传令也撤销了。

显然，西丰县的大胆创意，跟我们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权力过大有关，一个又一个的短信“文字狱”，无非是说明在县这个一亩三分地上，县尊大人有意无意都把自己当成了“皇帝”。事实上的权力，也近乎于皇权，在他平时的工作范围内，没有任何人敢说一句稍微不同的话，马屁奉承，成筐成桶地来，尊奉之下，任你是谁，都难免自尊膨胀。膨胀后的尊严有一个特点，就是绝对不能被侵犯，一触即跳。我们知道，西丰县其实也是先兴短信“文字狱”，然后再发展成报刊“文字狱”，连记者一并拿下。这种发展，都是县境帝王意识的合理延伸，一点儿都不奇怪。

中国最牛的县太爷的大胆创意，从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件好事。这个事件，从一个奇妙的角度，为中国新闻立法的紧迫性，敲了警钟。它告诉人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一个正在走向国际化，跟世界接轨的国家，如果再没有一个规范记者，也规范政府行为的新闻法，会出现什么样可气、可悲又可笑的事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