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辑 我的写作观 我需要回到我自己
曾经有一个时期,我疲于应付刊物的约稿和媒体的采访。我对那种状态很不喜欢,但我不是一个善于拒绝的人,只好在内心里盼望一个机会,能够强使我结束这种状态。1999年,我应聘在德国海德堡大学任客座教授,在那半年里,客观上与国内的媒体拉开了距离,编辑和记者们找不到我了。当时我知道,我所盼望的机会来了。回国后,我横下了一条心,对于约稿、采访以及好事者组织的各种会议一律拒绝,真感到耳根和心地都清净了。据说有所谓名人效应:你越有名,媒体和公众就越是关注和包围你,结果你就更有名了。现在我发现相反的规律同样成立:你一旦自愿或不自愿地离开聚光灯的照耀,聚光灯当然是不会闲着的,立刻会有新的名人取代你成为被关注和包围的中心,而你就越来越隐入了被遗忘的暗处。我不无满意地看到这一“褪名效应”正在我的身上发生。我的天性不算自信,但我拥有的自信恰好达到这个程度,使我能够不必在乎外界是否注意我。
我当然不是一个脱俗到了拒绝名声的人,但是,比名声更重要的是,我需要回到我自己。我必须为自己的心灵保留一个自由的空间,一种内在的从容和悠闲。唯有保持这样一种内在状态,我在写作时才能真正品尝到精神的快乐。我的写作应该同时也是我的精神生活,两者必须合一,否则其价值就要受到怀疑。无论什么东西威胁到了我所珍惜的这种内在状态,我只能坚决抵制。说到底,这也只是一种权衡利弊,一种自我保护罢了。
摈弃了外来的催逼,写作无疑少了一种刺激,但我决心冒这个险。如果我的写作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就让我什么也不写,什么也写不出好了。一种没有内在动力的写作不过是一种技艺,我已经发现,人一旦掌握了某种技艺,就很容易受这种技艺的限制和支配,像工匠一样沉湎其中,以为这就是人生意义之所在,甚至以为这就是整个世界。可是,跳出来看一看,世界大得很,无论在何种技艺中生活一辈子终归都是可怜的。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充实完整的内在生活,而不是写作或别的什么。如果没有,身体在外部世界里做什么都无所谓,写作、绘画、探险、行善等等都没有根本的价值。反之,一个人就可以把所有这些活动当作他的精神生活的形式。到目前为止,我仍相信写作是最适合于我的方式,可是谁知道呢,说不定我的想法会改变,有一天我会换一种方式生活。
当今膨胀的媒体对于稿件的需求几乎是无限的,如果有求必应,我必完蛋无疑。我要努力做到的是保证基本写作状态的健康,这样来分配我的精力:首先用于写不发表的东西,即我的私人笔记,它是我的精神生活的第一现场,也是我的思想原料仓库;其次用于写将来发表的东西,那应该是一些比较大而完整的作品;只允许花最少的精力写马上发表的东西,即适合于媒体用的文字,并且也要以言之有物为前提。我一定这样做。
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