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某一事物或者某个人群的判断，往往受自身经验的影响。上某个机关办事，受到冷遇，从此对这类机关都没好印象；被某个地方的人坑了，也会导致对这个地方的所有人都失去了信任。生病找了中医，治好了就一辈子笃信；如果摊上是西医，治好了，也一辈子笃信，甚至爱屋及乌。我前些年研究晚清教案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入基督教往往是碰巧生病被传教士医生治好的缘故，入教时对基督教一无所知，入教之后也不甚了了，但对教会的虔诚却至死不渝。不过，有两个大大有名的人却不是这样，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胡适。

很多人都知道梁启超1920年代末死于协和医院一次失败的手术，当时梁启超身患肾疾，主刀医生却误把梁启超健康的肾割掉，结果导致不治。这个医疗事故，在梁启超的坚持下，其家人一直讳莫如深，直到很久以后才被披露出来。在此之前，胡适先生也生过一场不小的病，巧得很，也是肾炎，在西医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找到当时上海的著名中医陆仲安，几副药下去，居然治好了。奇怪的是，胡适先生对此也讳莫如深，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写了文章简单提到过，然后就开始含糊其辞，始终不肯痛快承认此事，那篇文章也不收进《胡适文存》。到了晚年，胡适甚至抓住有关报道中的枝节错误，矢口否认。害得胡适先生最忠实的门徒罗尔纲先生大惑不解，不明白一直痛恨说假话的先生，为什么自己要说假话（参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

一个被西医治坏了不肯声张，一个被中医治好了也不肯声张，疗效虽殊，但用心却一，都是为了给西医留面子，生怕败坏了西医的名声。一个不惜以身相殉，一个不怕背上负义之名，就西医而言，委实令人感动。无论后人对此有何评价，二人此举毕竟标志着他们是有信念之人，不会因为一时的个人遭际，就放弃或者怀疑自己的信念。

不用说，他们的信念是科学主义。尽管二位基本上没有受过多少科学的教育和训练，研究的对象也不过是中国自家老店里的旧货色。梁启超只是自己看了几本粗浅的科学启蒙书籍，胡适到美国留学，开始学农学，被一个苹果难倒，随即转成哲学了，但他们对科学的信念却坚定得令人咋舌。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时代大部分提倡西学的人，骨子里都是科学主义者，认可西学，就是因为里面有科学的道理，而这个道理恰是具有验效而且能征服国人的。1920年代著名的所谓科学和玄学论战，其实所谓的“玄学”未必没有一点道理，却被一边倒地批倒批臭，将之混同于扶箕、请神之类的迷信，科学主义在学界高奏胜利凯歌。其中，虽说梁启超先生鉴于一次大战之后欧洲学界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思想有所回归，但科学主义的虔诚却依然没能因此而动摇，原因很简单，他毕竟是中国比较早震撼于西方先进科技成果，进而追求维新之人。

尽管在今天看来，科学主义并不那么令人信服，但就当时的情景而言，他们对西医的维护确有道理。在1920年代，虽然对科学已经没有多少人敢出来说半个不字，但西医在中国还处在幼苗阶段，偌大的国家，四亿多人口，像样的西医，满打满算，也不足万人，系统受过教育的中国医生更是少得可怜。梁启超的手术事故，的确是某个西医的错，但并不代表整个西医体系全错了，尽管这个错发生在中国顶尖的协和医院也并不奇怪。中医治好了胡适西医治不好的病，也不代表整体上西医不如中医。现代的医疗卫生防疫体系，主要得依赖西医，才能建立起来，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这两位大学者不会以个体案例否定全体，但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却不可避免地有着这样的习惯，恰好这两个案例又发生在这样两个酷爱科学、推崇西医的大名人头上，如果炒作出来，其影响所及，给西医造成的麻烦肯定是难以预料的。反过来，中医也一样会有失误和事故，甚至草菅人命的胡治，如果概率计算，中医出的问题肯定更多。翻一下过去的笔记，这种虎狼之医的记载还是很多的，如鲁迅先生那种个体体验，拿破鼓皮和墨水来治病的中医实在不乏其人。所以，单就一个方面的个体事件来说事，肯定是不够公平的。

不过，历史走到今天，中西医的位置已经倒过来了。具有宝贵价值的中医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如果今天的人们，还跟当年的梁启超和胡适一样，恐怕这二人死后有知，也未必会赞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