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活在世上，不顺心事十之八九。用叔本华的话来说，就是长时间的痛苦中间夹杂着瞬间的快乐。大概只要某人快乐之间的间隔稍微短一点，大家就会认为他命很好了。不过，这个世界上，事情总是不平衡的，在大多数人埋头苦熬的时候，总有那么一些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能在各种环境和条件下都混得很好。下面我们要谈到的章士钊，就是这样一位。

章士钊刚出道的时候，运气并不太好，赶时髦弃文从武，不过进了江南陆师学堂，如果一直学下来，日后的出息肯定比不上北洋系的武备学堂。不过还好，章士钊很快就脱离那个培养兵头的地方，掉过来弃武从文，接手办《苏报》。后来惹出事来，明明他是主编，最后倒是邹容和章太炎两个进了监狱，前者还死在了狱中，他却平安无事。这里就有点运气了。

章士钊真正的时来运转是在1904年到日本留学期间。到日本后，原来的热血愤青章士钊不再热心革命，改埋头读书了，连同盟会也不肯加入。章太炎、张继这些昔日的朋友，怎么劝都不行。没办法，有人出主意说章士钊很喜欢一个最近来日本的美女，而这个美女恰好很倾向革命，不如让她去劝劝试试。这个美女名叫吴弱男，是当年淮军名将吴长庆的嫡孙女、清末四大公子之一的吴保初的掌上明珠。结果呢，美女吴弱男去劝了，没有劝动，反而把自己搭了进去了。从此，吴弱男成了章士钊的枕边人。

革命党赔了夫人，章士钊抱得美人归。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对章士钊来说，却是一个命运的关键性转折。吴家在当时的中国可是非同小可，李鸿章、吴长庆和袁甲三原本同属淮系，而吴长庆又是袁世凯的恩公，所以吴家跟清末民初势力最大的北洋系关系甚深。无怪乎吴弱男张口闭口就是我们官家如何，在那个时候，吴家的确属于中国最有权势的“贵族”，要不吴保初怎么能入选四大公子呢？章吴两人的枕底风光如何，不好细说，反正，章士钊从此变了模样，过去那个当过私塾先生的湖南穷小子，开始跻身于上流社会。无论办杂志，办学校还是做官僚，都带着三分贵族气，军阀、政客、革命党甚至青洪帮，都对他高看一眼，给官、给面子、给大头（光洋）；请饭、请花酒、请留洋（欧洲）。欧洲游学当时是费用最昂贵的，人家章士钊可以一去就是若干次，一呆若干年，还带着家眷、仆人，而且据说还拥有整屋子的社会主义的德文书（陈西滢语）。

进入新中国之后，被一干革命青年视为北洋余孽的章士钊，好运并没有终了。喜欢鲁迅的伟大领袖偏偏也喜欢当年鲁迅最讨厌的人。在“文革”中，一班平日跟领袖谈诗论赋的遗老遗少多少都倒了点霉，可人家章士钊却佳人如故，不仅如故，还可以得到领袖稿费的资助（据说是还债，还成了一段佳话），甚至把自己满纸荒唐言付梓出版，成为“文革”期间唯一出版的“学术著作”。

章士钊日子过得顺，不仅是命好，识时务，关键是性格上顺。历史上此公做金刚怒目状只有两次，一次编苏报的时候，那时还是愤青；一次是在段祺瑞政府里做老虎总长，镇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潮，撤鲁迅的职，除此以外，跟谁都混得不错。章士钊自己说，平生见过最难交的人有三个，其中一个是陈独秀，可是章士钊还是跟陈独秀交上了。平心而论，章士钊是讲交情的，为人并不势利，但他比一般人讲得柔，讲得顺，无怪乎能讨那么难讨喜欢的人喜欢。

性格决定命运，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