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战友陈金河

我在写战友朱彤心的时候,联想起另一位战友,名叫陈金河。

陈金河从1946年10月参加我们文工团,到1948年负伤离队,总共一起工作了两年多。可我认识他不止两年多。他参军之前我们团住在他们村,我就住在他家,对他有些了解。解放战争开始后,部队扩军,白村有十来个青年报名参军,他没报名。我们批准了三个人,当然也没有他。那三个新战士入伍的时候,村里组织高跷队欢送,我们组织秧歌队迎接。本村青年参加驻在本村的部队,没多远路可走,拉不开阵势,只好给新战士披上红绸戴上花,骑上高头大马,在周围几个村子游行,回到本村,再由我们部队迎接。陈金河是个玩社火的能手。能翻跟头,会蝎子爬。踩在高跷上能来鹞子翻身劈大叉。他扮白蛇,扮相又美,身段又活。这一路上他倒成了主角。不论到哪个村,大姑娘小媳妇眼睛只往他身上盯,参军的青年倒成了为他壮威的。陈金河扭得很愉快,很尽兴,丝毫没有羡慕和妒忌几个新、战士的神色。

过了一个多月,部队开拔了。我们是文工团,要带幕布、汽灯、服装之类,难免需用民夫。村公所派夫时,陈金河争着要参加,说:“住的怪热乎的,送他们一程。”一般的民夫只送一天,60里地。第二天他们回去,再由宿营的村子另派新人。但到第二天白村的人回去时,陈金河不肯走,说:“我腿脚好,再送一程。”于是他留下来,和新来的民夫一起又送了我们一程。第三天我们再走半站就到目的地了。他又说:“反正还剩二三十里地了,送到算吧。”又送了半天,他是老熟人,又如此热情,又好像对待一般民夫那样,开个证明就让他走。团长丁世雄就索性挽留他半天,晚上请顿牙祭。晚上吃饭时,把他的三个老乡找了来,把原住在他家的我们几个人也找了来。饭菜放在院子里一盘磨上,大家围着磨盘站着,每人撅了两根秫秸箭秆当筷子。

丁世雄说:“金河,你送了我们一程又一程,现在弄得我们真舍不得跟你分手了……”

陈金河说:“分啥手?打出来我就没打算回去!”

丁世雄还以为他说笑话。就说:“说得轻巧,那你当初怎么没报名参军?”

“我报名你要我吗?”陈金河正经地问。

丁世雄觉得他要来真的了,忙说:“不行,咱不敢要。你是独子,你妈又从年轻守寡……”

“我知道就是这么个事,我义务长期支前,你管不着吧?”

丁世雄是善于开着玩笑处理严肃问题的,就故意把脸一板说:“支前要有乡政府证明,拿证明来,咱欢迎,没证明,回去。叫伙房给你十个馍馍当干粮,拿着路上吃。”

陈金河从怀里掏出个纸条条,啪的一声放在磨盘上说:“给你证明,安排我的住处吧!”

丁世雄疑疑惑惑地打开纸条,大家围上去看,当真盖着红色大印,是乡公所开的证明。上写:“陈金河自愿支前当民工,希文工团分配工作,期限两个月。在此期间政府按支前人员待遇照顾其家庭生活……”

证明信是真的。估计这信的来路多少有点蹊跷,但已相隔了200来里地,无法去查询了,只好先把他留下。从此陈金河就当上了民工组长。文工团经常有两三个民工,不断替换,陈金河就专门招呼这些民工行军、吃饭、住宿。他自己也挑一个担子,专担团里的文件箱和团长的背包。团里几次动员他回去,他都说:“还没到两个月呢!”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将近两个月时,我们已转战到了胶济线,而临沂则成了敌占区。陈金河明摆着回不去了。他仍是不声不响担那副担子,既不提回家、也不提参军的事。反正开饭一块吃,行军一。路走,同志们又送了他一身旧军装,实在看不出和我们有什么区别。终于有一天,团长撑不住了,把我们班的人和白村参军的三位战士(两个炊事员,一个饲养员)找去说:“你们看,是不是让陈金河入伍好呢?”

我们说:“当然应该叫他入伍。”

团长说:“可他参了军,家中就剩他娘一个人……”

炊事员陈友河说:“他来时就没打算回去,他娘同意了的。”

饲养员陈宝河说:“太平年月他也是二八月庄稼人。倒是他娘养活他的时候多,他娘乐得他出来呢!”

他这一说,大伙才有点醒悟。在那村上住了半年多。对陈金河秉性多少都知道一些,他家只有一亩多地。按说地越少、越该伺弄得仔细,可他却马马虎虎,锄的不勤,收的不净。麦秋过后小孩上他地里捡麦的最多,大秋完了上他地里搂地瓜的人也最多,人们问他:

“你怎不经心务庄稼?”他说:“猴腚大点地,再精细能多打几升粮食?费那事干球?”

他家的生活多半靠他娘纺花、织布、缝盖帘、编筐篓维持。他对他娘的劳作也很少帮忙。他娘倒是很壮实,很乐天,爱说笑,爱助人,虽然缺吃少穿,脸上却从不带愁苦相,也从没听她抱怨过儿子不成才。陈金河种庄稼不在意,但干“闲事”很有点门道,追个兔子,打个黄鼬,捕鱼摸虾,很少有空手回来的时候。

1945年腊月二十五,我去司令部送信。回来时天黑了,又下着小雪,路上一个人也没有。白村庄北,有一片柏树林,中间有座大坟头像个小山包,村人习惯称它叫“杨家罐”(也许是“棺”的讹音),据说埋的是个明朝大官,叫“杨祭祀”,祭祀是什么官,谁也弄不大清。总之那片柏树林阴森森,尽管我背着条马枪,走到那儿还是头皮发紧。正走着,就听树林里有人喊道:“谁?”

我吓了一跳,赶紧把枪端起,拉了下栓问:“你是谁?”

坟地里就又喊了一声:“你是小邓吧?”

我听出是陈金河了,就放下枪问:“你干啥吓人呼呼的?”

他喊:“你过来,快紧着,帮我个忙!”

我问:“你在哪儿呢?”

他说:“在杨家罐下边。”

“你过来迎我呀,这么黑,我瞧不见你!”

“我站不起来,能站起来还喊你干熊?”

我顺着声音找过去,发现他在坟边坐着,背紧紧靠着坟包。

我说:“你咋了?腿伤了?”

他小声说:“嘘!我腚底下这个洞里有四个狐狸。我一个人抓不过来。想等个过路的帮忙,等了一个时辰过来个妇道人家,我一喊她倒吓跑了。又等了一个时辰才听见人声。原来是你。我的腿冻木了,腚也叫它们挠破了……”

他叫我在一边堵着口,解下裤带来。抬一下屁股,底下吱的一声,他掐住一个狐狸的脖子,用腰带拴上拖了出来。又一抬屁股,又拖出来一个来,用腰带的另一头拴了。第三个没腰带了,他用手掐着狐狸脖子把它拽出来,狠狠地往地上摔了几下,狐狸不动了。可就在摔这第三只的时候,另一只从我这边蹿了出来,我抓住它尾巴,狐狸回头咬了我一口。我一疼撤了手,叫它连蹿带跳地跑了。

陈金河跺着脚说:“你咋这么熊包!叫你帮忙,你倒坏了我个事。”

我舔着手上的伤口说:“你没瞧见手都给咬破了!”

“咬破手算啥,过两天自己就长好了,我裤子还叫它挠破了呢,裤子破了可得花钱买哩!”

我说:“你抓到三个也行了。咋这么贪心?”

他说:“这是一窝,要抓就得全抓住,跑一个将来它要报仇的!我受过它们报复……你没看见吗?凡抓野物的人,没有不穷死的,它们祟乱你!”

我笑道:“你既迷信,为啥还抓这几个?”

“我想不干了,可拿啥过年呢?”他无可奈何地说,“你没见俺娘这几天那愁苦相么?”

他把三条狐狸剥了,皮卖给合作社,一半钱给他娘过年,四分之一买了胭粉参加办高跷。还有四分之一想买药治屁股(屁股真的叫狐狸挠下几块肉去)。我们的卫生员免费替他抹了二百二。他就拿这钱做了条裤子。他娘织布,他却不用他娘的布做。他说:“老人织布是卖的,不是给我穿的。我的穿戴,我个人想法儿。”

大家议论了一阵,一致赞成吸收陈金河入伍。又在支委会上讨论一下,就决定了。丁世雄叫人把陈金河找来说:“组织上要我动员你参军,你自己同意不同意?有什么意见?”

他以为陈金河会跳起来说些感谢的话的。可陈金河满没动声色,反倒说:“领导要下了决心呢,我现在就入伍。要还想考验一阵呢,也没啥,反正早晚也是这么回事。”

“你还蛮有主意啊!”

“没主意早叫你打发回去啦!”

他的职务是通讯员。只管照顾丁世雄的生活。演出的时候拉大幕,点汽灯。配效果,要演只喊一个“杀”字,端着枪冲锋的群众演员,他都抢着干。还跟着大家练声、唱合唱,并且用白报纸钉了个本儿,学着美术组的样儿画速写。他唱的、画的都不像样儿,没露出在这方面的什么天分。显然踩高跷时那点灵透劲真拿到专业团体来说不顶用。点汽灯,演幻灯。钉布景这套活他掌握得很快,既有兴趣,也有才能。打枣庄时我们缴获了一架柴油发电机,灯光组长小江跟他两个人鼓捣了一天半,居然把它弄转了,而且接上线,点亮了好几个电灯袍。新年联欢会上,他们就用这几个灯泡照明,演了一场晚会,虽然没有汽灯亮(光线总是红的),可是真正的“电灯”,一按就亮,再一按又灭了。这本身就是节目,给台上台下的人都带来了愉快。后来要进沂蒙山打运动战,这个笨重的现代化设备只好扔掉,陈金河为此还掉了泪。

电灯事件引起团里对陈金河重视。朱彤心建议把他转为文工团员。文工团员一般享受班排级待遇,算是“提干”。在战斗部队,打仗升个班排长不是问题。文工团不行,要么得有“特殊贡献”,要么得熬到一定时间,大家一块升级。陈金河表现不错,可不能算是“特殊贡献”,只好先把他调到灯光组工作,仍是通讯员的职务。从此他归灯光组长小江领导。

小江虽也是由通讯员提上来的,但他资格老,军龄长,又得过朱彤心的技术真传,就时常在陈金河面前摆架子。往往为了点小事就把陈金河训斥一顿。我们看不过去,没少给小江提意见,陈金河却处之泰然。随便小江多粗暴。他都不顶撞。

一天晚上行军时,我和陈金河一块跟着骡子照顾病号,在路上谈了起来。我说他表现得很好,能忍住小江的乱发脾气,这不容易。

他说:“跟人学本事,受这点气算个熊!比旧社会当学徒的强多了。我要没这点打算,还不参加你们文工团哩。”

我问他为什么非要参加文工团,他说:“从大里说呢,是要革命,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穷人不受压迫剥削。不过这是官话,谁都这么说。往小里说,我自己有自己个人的打算,想改改门风。”

“咋叫改门风?”

他从他爷爷那辈讲起来。

北方农村,一般都以多数居民的姓氏为村名。村民大部分姓张,就叫“张庄”,大部分姓李,就叫李庄。为什么他们村都姓陈,不叫“陈庄”而叫“白庄”呢?因为早年这村上有几家靠抄纸为生,墙上用石灰抹平,为的是晾纸。他爷爷那辈就抄过纸,自己有碾子有牲口,生活很不错。

“你在俺家住过。日子不富裕,房子能这么宽敞么?”

他家确实房子宽敞,有三间北屋、两间西屋、两间东屋。不过,三间北屋房顶上的瓦已揭下卖了,苫上了草。东屋山墙从顶到底一道大裂缝,除去放破烂。派不上别的用场。我们住他的西屋。西屋虽没裂缝,可缺窗户少门。我们挂了个草帘挡风,扎了几根秫秸把糊上纸当窗户。

他说自从民国十几年,城里的财主办了个机器纸厂,造的纸又白又薄又便宜,把这些土纸作坊顶黄了,他家才败落下来。他爷本不靠种地养家,就没置下多少地。死的时候除了留下这宅子,只留下十来亩地。十来亩地,如果好好伺弄,也还可以维持中农水平。他爹受了他爷的影响,认为在土坷垃里刨食难有大出息,就把地卖了与人合伙做生意,往山里贩骡马,从山里往外收药材。开头几年干的还得手。可在日本进来那年,路上碰上了劫道的。三个劫道的拿着砍刀、扎枪劫他们四五个。别人一见,扔下财物就逃命了,没伤着人,他爹捂着钱袋不肯撒手,跟劫道的扯把了一阵,叫人用扎枪捅破肚子,挑出肠子来才把钱袋给夺去。

劫道的说:“朋友,咱是谋财不害命的,你早放明白点,何苦伤这和气呢?”

他爹说:“朋友,我不挣巴两下,身上见见红,我跟我自己交待不过去,这样我才心安。”

劫道的见他有骨气,扔下十元大洋,叫他当盘缠,雇个脚回来。他没舍的花这十元大洋,硬是把肠子塞进肚子,用手捂着伤口走回家来。

金河他爹回家后又卖了三亩地,请个老中医给他治伤。治了八九个月,大体上好了。老医生嘱咐他第一不要干费力的活儿,第二不能暴饮暴食,尤其不能吃肉。金河爹是个头脑活、肚量大的人。不能长途贩运,不能种地,总能找到谋生之路,他把喂的两口猪杀了,让金河娘蒸包子,他在集上看摊卖包子。这使他维持住了家庭生活,并且没费多大力气。守住了医生提的第一条戒律。可他没想到,卖肉包子对于一个忌口的人,也是个危险的行业。冒着热气,散着肉香的白面大包子,每时每刻朝他投出诱惑。胃口的翻动使人很难做到“拒腐蚀,永不沾”。果然,熬到八个月头上他熬不住了。趁金河娘没看见把一个破了皮的包子塞进了嘴里。果然就创口崩裂一命呜呼。这事在医学上说得通说不通另当别论,反正金河爹死了。临死留下了两句话:一是劝金河娘早点嫁人,带着他留下那点财产嫁个实诚人;二是孩子大了叫他闯世界,别死守着坷垃受穷。他说:“靠老实种地是熬不出头的。”

金河他娘顽固地拒绝按第一条嘱咐办,却严格地遵守了第二遗愿:金河爱干什么由他去,并不把他拴在土地上。她靠纺纱、织布、做小手工业维持生活。

所以金河说:“别人参军,头一条想的是打倒地主剥削,翻身保田。我想打倒穷神,跟你们学点本事。全国解放了,我既有一份功劳,也学了一身本事,改换下土里刨食的门风,过几天富裕日子。”

金河的兴趣并不只在点汽灯、做布景一些工艺上,他也乐于学文化、学政治。这么个散漫惯了的人,按说对军队的严格纪律难以适应,但他却很自然地就习惯了。行军时汽灯是用两个木箱装着、驮在骡背的,因此灯光组总要有人跟骡子走,以前这事由小江干。自从有了陈金河,小江摆起架子,把这活交给陈金河。1947年夏天,我们在鲁南打一个县城没打下来,遭到了敌人大股增援部队的反包围,半夜我们趁着瓢泼大雨突围,中途又遭到敌人伏击,政治部的队伍被冲散了(请原谅我说到我军偶然失利的事。这种事战争中本来难免,但文学作品中却是一忌儿我们突出包围圈已经天明,见到了饲养员陈宝河,却没见到陈金河和骡子,陈宝河说,他们本是一起行动的,遭遇伏击时,骡子被一发60炮弹打倒了,他从骡子身旁跑了出来就再也没见到陈金河。估计陈金河可能和骡子一块中了炮弹。我们一连五天,没打听到陈金河的下落。大家心情都挺沉重。第六天拂晓,我们强渡一条很宽的河。渡到对岸,敌机就发现了,向我们俯冲扫射。大家赶紧往高粱地里钻。几位女同志钻进一片高粱地,转眼间又格格笑着退了出来。丁世雄喊:“别出来,原地隐蔽!”她们宁肯冒险在路边卧倒,也不肯再进去。一些男同志就从她们身边钻了进去。到青纱帐中才知道,原来有个大小伙子,浑身一丝不挂,躺在地垄里睡熟了。陈宝河去踢了那人一脚说:“起来,穿上衣裳。”那人揉揉眼坐了起来,把陈宝河吓得倒退了好几步,尖声叫道:“你是陈金河魂呀,还是人儿呀?”

“我要是魂儿早把你掐死了!”陈金河咧咧嘴,哭不像哭、笑不像笑地说,“你的腿比兔子的还快,害得我好找了一夜!”

听到陈金河的声音,人们不顾敌机还在头上盘旋,全凑了过来。连女同志也扔开习惯的禁忌,大大方方钻进来了,吓得陈金河赶紧原地趴下说:“女同志别过来,谢谢你们关心,我挺好,就是衣裳叫水给冲跑了,等我找件衣裳穿上咱再见面吧。”

不知是谁扔了件军装上衣给他,他像围裙似的围在腹部。说是昨晚上他一人摸到了河边,看看没有人,以为我们早过河了,就赶紧下河追。昨晚雨挺大,河水又深又急,穿着衣服走不动,就把衣服脱下顶在头上。谁知一个浪头把他打倒了,再爬起来时衣裳早漂得不见影了。我们说:“你怎么不把衣裳抓紧些?”

他说:“咦!你们倒会说,我手里还抱着那个东西咧!”他指指身后的草丛,人们才看到那儿放着盏汽灯。

这以后不久,他就人了党,但仍未提干。陈金河自己对待提干也像他对待参军一样,既充满信心又不慌不忙。“特殊贡献”有时也要看机遇的。不久他的机遇来了。洛阳战役时,我们全团都上最前线去做鼓动工作,留下他和两个炊事员在洛阳城外一个村子留守。在前线上喊话,鼓动干了一夜,天亮后团长叫我和一个姓耿的同志回留守处取彩绸服装,准备做战地演出。留守处村西有个废了的破窑。还离破窑很远,就看见窑外站着个当兵的,端着支冲锋枪,面向窑门一动不动像个泥胎。走近了,看出是陈金河。我们喊他,他不做声,只作手势,招呼我们快到他身边去。我们再走近些,就看到他脚下横七竖八扔着七八条枪,几个手榴弹。他说:“我这窑里捂着一窝狐狸,你们一人抄起一把枪来,咱把他们领回去。”

我们各找了一条枪,顶上了火。他喊道:“一个跟一个举着手出来!谁要捣蛋我这枪子可不吃素!”

里边答应了几声,陆陆续续有七个敌军举着手出来了。陈金河问:“还有没有?”

一个脸上有块伤的大个子说:“还有一个伤的,两个死的。”

“去个人把伤的背上,死的撂下,其余的排成一列站好!”

那大个子就钻进去背着一个头缠了绷带的敌兵出来。陈金河叫我们看着俘虏,他把地上那几支枪的枪栓全卸下来插在自己皮带上,然后对俘虏说:“一个捡一杆扛上,跟我们走!”

把俘虏押到村里,初步审问了一下。他们说是昨晚从九龙台突围出来一个连,叫我们部队一阻击,打散了。他们这一个班跑到这村头,看天快亮了,怕被我军发现,就躲进了废窑,正商议下一步怎么办,突然从窑顶上飞下个手榴弹,吭的一声炸了!当场两死一伤。其余的都吓蒙了,听到外边喊:“把枪扔出来。不交枪要扔小包炸药了!”他们赶紧把枪交了出来。扔出枪以后,又听外边喊:“现在你们就老老实实在里边休息吧,多咱喊你们出来再出来。”他们就在窑里老实呆着,天亮后从窑门下边望望,才知道外边就一个解放军。

我们问陈金河,怎么会跑去抓俘虏的?他说原是去解手的,蹲在地里,看远处,有天幕作背景,比站着看得清楚,就发现有几个人由西往东跑,头上是大盖帽子。他顾不上回去拿枪,皮带上原插着颗手榴弹。就提着手榴弹悄悄紧迫上去。这几个人走到窑跟前不见了。他估计是进了窑。他想他要从门口接近绝打不过他们,要在窑顶上居高临下,既利于进攻又便于隐蔽。就从窑背面爬上去。把耳朵凑到烟口上一听,敌人正在争论是继续跑还是先隐蔽下来。有人说马上天亮了,再出去容易叫八路军看见;有人说躲在这儿也不安全,要叫八路发现连队形也展不开,没有还手之力,还不如硬冲出去好。陈金河心想:他们一出来一个人可就捂治不住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那颗手榴弹扔下去再说吧!手榴弹一炸,里边乱了营。陈金河一喊里边就嘁哩咔啦把枪扔了出来。陈金河赶紧跑下去,捡起一支冲锋枪封锁住了窑门口。

陈金河一个人俘虏敌人一个班,上了部队的前线小报,立了二等功。丁世雄趁机把提干的报告打上去了。

打完洛阳,我们到黄河北休整了一个多月,然后又南渡黄河,准备打开封战役。经南渡河时我们是半夜渡的河,陈金河拉着驮汽灯的骡子和炊事班乘一条船。黄河中流,浪大水急,涛声震天。骡子受了惊,又叫又跳,这在船上很危险。他不顾一切夹住骡子的头,骡子挣扎,冲锋枪撞在船帮上,走了火。枪一响,骡子倒安静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可是船靠拢南岸时,陈金河沉着地说:“你们把骡子拉上去吧,我上不去了。腿打断了……”

陈金河随船回到北岸,进了后方医院。提干的报告批下来时,他已复员回家当老百姓了。

1960年前后,我在京郊挖河的工地上改造。丁世雄托人带来一封信,说陈金河来找过他。家中生活困难,请老战友们周剂他一下。他找了几个人,给他凑了30斤粮票,100块钱,打发他走了。因为知道我的状况也不好,所以没有通知我。我有点心酸。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在北京车站,碰上了临沂来串连的人。其中有个20多岁的年轻人,是跟陈金河邻村的人。我就打听:

“你认识白村有个叫陈金河的吗?”

“那个瘸子?谁不认识他?”

“他怎么样?”

“完蛋了!”

“死了?”

“还不如死了呢!蜕化变质,成了个二流子。集体劳动不参加,整天背个土炮打兔子!听说队里分东西,比谁去得都快,粮也好,菜也好,那怕分两个生瓜蛋子,没他的也不行。给少了他还拄着拐杖骂,拍着那条瘸腿说:‘老子这腿是狗咬的?我看谁敢少给我!’他儿子儿媳嫌他丢人,跟他分开,前几年下丁关东了。他女人陪着他受不住挨饿,也找儿子去了。现在就是他妈跟他在一块穷混!”

我惊异地问:“他娘还活着?”

“活着,也不是好东西,当过卖包子女资本家,现在剥削本性不改。不参加队里干活,缝盖帘,编筐,还上城里摆摊卖茶,专搞资主义这一套,前些天我们把她揪出来斗了!”

我说:“唔,斗了又怎么样?”

“她老实点了,不敢再发展资本主义了。可陈金河天天上队里来要救济粮了。支农的军宣队有派性,偏着他,说他是残废军人,没有饿死的罪过。叫队里给他粮!他当的是陈毅的兵!为错误路线卖命的饿死了不就臭块地吗?凭什么给他救济?”

那正是人与人之间老死不敢往来的时代,这消息我无法向别的老战友专递,只能自己悄悄地感慨一番。过了几年,“四人帮”倒了,我还未回到工作岗位,有一段比较自由又无所事事的时期。于是就找一些从牛棚、狗洞、大墙、干校出来的老同志,互相走访起来。我和丁世雄结伴去草桥看花,路上说了陈金河的事。他叹口气说:“这些年我们都自身难保,谁也顾不上谁,他还能跳着脚骂,还有要求救的勇气,看来比你我还强点呢!看以后吧!以后我们状况若有进一步的改善,应当关心关心他,到底是一个战壕里趴过的呀!”

以后我们的状况都改善了,而且改善的速度、程度都比预想的要快要高。老丁当了副部长,我也又拿起笔来写小说,但谁也没有认真地去打听陈金河的情况。我开脱自己说:“刚刚恢复工作,先得干出个样儿来再顾别的。”后来,听丁世雄说,他问了山东的同志,说山东农村的情况大为好转,我就又找到了自我解嘲的借口:“既然农村普遍的都形势大好,陈金河的状况想必也好转了,不然他会来找我们告状的。”

春节前夕,突然接到丁世雄来的电话,叫我星期天上午在家等他,有事情和我商量。

星期天早晨8点,丁世雄到了。他说陈金河到了北京,他们通过一次电话,约好了今天拉我一同去看他。我问:“他来有什么事吗?”

“他说一来看看老战友,二来求咱们帮点忙。帮什么忙,见了面再说。”

“也许这老兄混的还不怎么样!”

丁世雄说:“一个残废人,又没文化,又没家底,混好了也确实不易。忙咱们要帮,可也要劝劝他,不能再那么吊儿郎当、又臭又硬。”

来到门口,看见停着一辆出租汽车。丁世雄办私事从不用公家车,但也从来舍不得叫出租车,他是月月买月票的。我说:“这是你为我雇的?”

他说:“陈金河的山东话我有点听不清楚,他说住在花园村一个什么招待所,那地方又远又偏僻,不知该坐几路车。再加上要接你,索性叫个车好了。”

“到底什么招待所呢?”

“那地方不会有几个招待所的,到花园村一打听就行了。”

上车以后,我们告诉司机,去花园村,并且问他可知道那儿有个什么招待所,司机说:“可能有个工会的招待所吧。附设在工人干校里。”

我们想大概就是这个。

从劲松到花园村,走了足有一小时,因为星期天,这一路除去闹市就是去紫竹院、动物园的必经之路,到处受阻,好容易到了花园村,并且找到了工人招待所,登记簿上没有这个客人。

我们问招待所的工作人员:“附近还有什么招待所吗?”

“没有。”

“旅馆呢?”

“西边有一家紫玉饭店,才开张的。”

我们说:“到紫玉饭店看看。”

司机把车发动后,问我们:“你们要看的这人是华侨吗?”

我说:“是华人,可不是华侨。”

司机说:“八成不会在那儿。”

往西拐了两弯,仍不见有旅馆模样的建筑。我问司机:“这紫玉饭店在哪儿?”

他一指右前方说:“那就是。”

右前方是一片古典式的青砖瓦房,雕梁画栋,很像是个整修过的明清王府。丁世雄一看就大笑起来,连说:“停下停下,调头别处再打听去吧,我们这位华人朋友不会住这儿的。”

车子停下来。正准备倒车转头,一个拄着拐杖闲遛的老头凑了过来,把头往车里窥视一下,司机忙喊:“让开,我要倒车,小心轧死!”

那老头却不理他,敲着窗户喊道:“丁团长,咋才来?下来吧,到了……”

我们俩辨认了半天,才认出来这老头当真是陈金河。按年纪他比我大,比老丁小,可看去却满头白发,一脸皱纹,比我们俩全要老出几岁。

我们下了车,问陈金河:“你住在哪儿?”

他指指那片“王府”说:“不就是这儿吗,电话里说了半天咋没听清楚呢?”

我在北京生活了近40年,竟不知道还有这么个饭店,八字粉墙,虎皮石墙基,月洞门,抄手游廊,苏式彩绘,京式宫灯。远看像神仙府,近窥似帝王家,好一片豪华气派。陈金河领我们走进一间客房,里边沙发地毯卫生间、空调彩电弹簧床,竟是北京饭店的规格,民族饭店的设备!

我和丁世雄互相看了一眼,都露出惊讶的神情。丁世雄问道:“你怎么住到这儿来了?”

陈金河说:“我下了车先找铁道部的一个老乡,叫他帮我安排个住处。他就安排我上这儿来了。他叫我住哪儿我住哪儿呗!我看这北京的招待所摆设还就是不错哩!”

我说:“想必是他花钱招待你了?”

“谁说,俺住房子人家花得着钱么?我个人拿呀!”

丁世雄问:“你知道这房子一天多少钱?”

陈金河说:“不知道!我还没打听咧。”

陈金河出门找人沏茶,我看看老丁,忍不住大笑。

我说:“好了,不光有个陈奂生进城,这又出来个陈金河进城!可见高晓声不是瞎编的。”

老丁看了一眼桌上的住房须知,吐了下舌头说:“这房子一天45元!你还笑呢,回头这笔钱你怎么出哇!”

我这也才觉得事态严重。

老丁皱皱眉说:“这样,呆会儿我打个电话,叫我们部里招待所给他预备个床位,今天就让他搬走。前两天的房钱咱俩包了吧!老战友了,有什么办法呢……”

陈金河叫来个服务员,提来了开水,并为我们沏上了茶。

陈金河说:“我跟我儿子一块来的,他今天出去办事去了,就咱们老同志一块拉拉呱挺好,你们俩怎么样?”

我说:“老丁升官了,副部长!”

陈金河说:“在电视上我见他跟外宾一块吃饭啦,要不往车里一瞧就认出来了,你呢?”

老丁说:“他比我强,自由自在,你怎么样,比以前强点?”

陈金河说:“多少强了点。”

我问:“还背个枪打兔子?”

“还打,比先前打的少了,没功夫了!”

老丁说:“你也包地了?”

陈金河说:“前两年包了点,去年起我把地又退了,种地没多大出息。”

我问:“那你干什么?”

陈金河说:“跑运输哩,我这儿子下了几年关东,学会了开汽车,我包了辆大解放,他开车。我办业务。”

丁世雄问:“收入还可以吗?”

陈金河说:“凑合啦,我这回来就是找你帮个忙,买两样东西。”

丁世雄说:“你说吧,只要能帮忙的。”

“头一个,彩电!”

老丁一笑,指指我:“你找他!”

我说:“我刚从国外带回来个20英寸的,可以让你先抱去!”

“一个干什么使?”陈金河把眼一瞪,“买一个彩电我用着上北京来一趟?”

“你要几个?”

“4个!”

丁世雄说:“你要贩卖去呀?”

“买还买不着呢,我能卖它?你放心,咱是党员,投机倒把的事咱不干!”

丁世雄说:“你还要买什么?”

“!汽车!”

“大解放?”

“不,小轿子。红旗咧、奔驰咧都行。”

“噢,你说要旧的,人家处理的。”

“要旧的干啥?新的。俺娘老了,我腿不好,闲下来想叫儿子拉着俺娘俩到处转转,不要旧的。”

我拍拍他脑袋说:“伙计,醒醒,说梦话啦!”

“我清醒着呢,咋说梦话?”

丁世雄说:“要不就是我们俩做梦吧?”

“谁也没做梦!”陈金河说着掏出钥匙,打开衣橱里一个皮包,拿出两张纸来。一份是和北京一个土产公司订的山货和药材运输合同。另一份是向铁道部订租车皮的议定书。他告诉我们,去年的合同已经完成丫,他挣9万,今年比去年的运输量大了一倍,已经完成20%了。

“伙计,你当我是吹牛的?咱不是废物蛋呀!”

我说:“可前些年听说你队里的活儿一点也不干,光扛个枪打兔子!”

他说:“干一天我挣不来一合洋火钱,出那个力干熊啊?政策合适了咱不是吃干饭的!当年咱参军为啥哩?就为了有一天得到凭本事挖掉穷根的机会。谁知道全国还没解放,枪走火,打掉了我一半力气,全国解放了,政策又走火!这下子又失掉了我的心气。革命还有越革越穷的理吗?连俺娘茶摊也成了资本主义尾巴了,这辈子还有盼头吗?还不许我骂几句?你问问现在我还骂吗?我喊共产党万岁还喊不过来呢!过年的时候,我糊了灯笼,写上‘邓小平万岁’,打着它在街上走,支部批评我说这不合政策,这叫‘个人崇拜’,我把它拿回家,挂在我床头上。不许个人崇拜!还不许我一个人崇拜?”

我们两人笑,他自己也笑。

我们问他这几年怎么过的?他说刚实行包产那一年,他儿子、儿媳妇、老婆还都在东北。家中只有他和她老娘,两人加在一块不到一个劳动力。好地他不敢包,包了他也种不好。村北河边有一片盐碱滩,少说有一顷地,村里说50元钱就包出去,可50元也没人认。干部们就说,陈金河是荣军,包给你吧!你要有收成,爱给多少给多少,要没收成,一个子儿不要你的。他记得小时听他爹说,盐碱地可以长葵花,他用残废金买了百十斤葵花籽。不拉沟不分垄,漫天扬场地把它们全撤上了!没想到一阵雨水过后出了苗,这下可给他带来了希望。他就拄着拐棍认真去伺弄它们,到秋天一下就收了几千斤葵花籽,头一年就发了个小财。他按队上出的价加了三倍,闪了200元钱,寄了1000元给他儿子当路费,叫他们回来。

他说:“你寄封白信,说家乡变好了,叫他们回来,他们信吗?一百张大团结寄去,比什么都灵。他们拉家带口全回来了!”

这一下他就增加了三个劳动力。老伴种地比陈金河强,儿子会开拖拉机。陈金河一年发家,有了名,也有了信用。便向银行贷了几千元,加上自己的余钱,买了架带拖斗的小四轮,第二年下来他纯收入就是两万多元。这时,公社进行体制改革,决定把一辆130卡车承包出去,陈金河索兴把承包的地改为苗圃,专种树苗,由他老妈和老婆照顾。把卡车包下来交他儿子驾驶,小四轮拖拉机由他儿媳妇驾驶。卡车跑长途,拖拉机跑短途,陈金河拄着拐棍专门联系业务。以前陈金河背着枪打兔子,转遍了四乡,也算“名人”,如今成了致富能手,大会上作典型发言,报纸介绍先进事迹,又成了“红人”。熟人多,路子广,承揽运输业务十分便利,他又给自己定下了几条原则:凡是公家运输公司不接受的业务他一律接受,凡是群众急需的任务,他降价包运。公家的汽车队,零担货不运,地方偏僻不运,路不好走不运。他全运。赶上春天送粪,社员忙不过来,或是上黄河出河工,路远又不通车,他免费服务。他救别人的急,别人有肥活也惦着他,永远不愁没货运。搞运输去的地方多,知道各地商品行情,他也集资买卖土产,长途贩运。从山东买了柿饼、核桃、大枣送到南方,从南方买竹子、南货带回山东。三弄两弄,他竟成立起个贸易运输公司来,请了个回乡知识青年当经理,他当副经理。新经理一上任就请人办了个汽车司机学习班,招本村的高中毕业生学开车,又买了两辆大轿车,专跑泰安、曲阜、青岛几个旅游点,在每个地方都租了房子,招村里的半劳力当服务员,兼营小客店。客店不求赢利,专作乘他的车旅游的人免费提供住处。他的车票和长途公共汽车一样,别人就抢着坐他的车,两年下来,几十万的纯利到手了。现在兖州到石臼所的铁路快修通了。他们估计临沂要繁荣起来,来往客人会增多。现在还没发展城内的公共交通事业,他想先弄辆轿车试试,看弄个出租车公司可行不可行……

我和丁世雄简直像听“天方夜谭”!只从他那热烈、兴奋的神情上,说话的口气上,才相信这是几十年前拉骡子、挑担子、点汽灯、拉大幕的陈金河!

将近中午,他儿子回来了。他说在食堂给我们定了饭,我们也就不客气,一起去了食堂。

他这儿子,猛一看没一点和他相似之处。30来岁,膀阔肩宽,带着汽车司饥常有的豪爽劲。我们四个人,他竟订了一大桌菜,而且买了进口的烟酒,也许我们都是他父辈的人,我们说话他极少插言。话题又说到电视机时,我问他:“4个彩电,一定有一个是给你买的罗?”

他说:“俺爹没打我的份,我也不靠他买!”

“我不信厂。”

儿子说:“队里一个,幼儿园一个,文化站一个,他老两口不还要一个?能有我的吗?”

老丁问:“噢,你是替队里买的?”

他儿子说:“俺爹送给集体的,这是他的整个计划的一部分,去年他在庄上修了个开水锅炉,冬天免费供应全村用开水,前年他给小学校打了60套新桌椅,过年时……”

“少说几句,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陈金河斜了他儿子一眼,他儿子不吱声了。

我说:“老战友了,告诉我们这些怕什么?”

陈金河摇摇头,本来喝酒喝红了的脸,却透出了紫黑色。他叹了口气,呷了口酒,说道:“前些年,太穷了。也看不见个希望,我就破罐破摔,没皮没脸的混,成了党的浪子,群众的累赘!如今,如今我这个党员也得起点作用了,我当年入党时也是宣过誓的咧……”

他的眼转起泪珠儿来,为了掩饰自己,他赶紧端起杯劝我们喝酒。

分手的时候,已是半夜。劝他换旅馆,替他付房租的事我俩谁也没提。丁世雄认真地说:“想想办法,彩电、汽车都替他想想办法。老战友了……”

1985年3月2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