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江泽民主席同多国元首穿起唐装，并排在上海APEC会场亮相以来，我在居住小区的地位发生了微妙变化。以前我出入小区总有人小声笑我是落后保守“老古董”；如今我上下电梯，碰到的人们却当面赞我是“人老心不老”的“新潮派”了。就因为此前此后身上一直穿着中式裤褂，按时髦的叫法就是“唐装”。

为穿民族服装，我吃过苦头闹过点笑话。“文化大革命”中被视为“坚持四旧”遭“革命小将”围攻，不得不套上件“革命外衣”，蒙混过关。拨乱反正后有穿衣自由了，盛行洋为中用，我又成为落后于潮流的典型。有次我穿黑色唐装参加政协大会，有两位举着摄像机的传媒界年轻人追上来问：“您是宗教界委员吧？请谈谈宗教界情况……”

穿唐装也给我带来过快乐。

有次到国外参加个会议，同行几个人动身之前都忙于做西装，选领带，买皮鞋……我则到小胡同中找个体户裁缝做了两套中装，买了双布鞋，只花了他们置装费的一个零头。有朋友就笑我老土加吝啬。到了外国，正式场合洋朋友穿的西装不仅是名牌，而且领带，鞋袜，钱包，手袋，香烟盒，眼镜架，连手帕，打火机都要西装同一品牌，成龙配套。与此相比咱们这些国产西式装备就矮了半截。而惟有我这身手工纽绊封襟小褂，千层底圆口布鞋，却叫洋人看直了眼。中国气派和西方风格各有各的美感，各有各的特色，没有高低，不分上下。休息时有人走过来跟我打听做这一身手工衣服要多少钱？在哪里能做？有位日本作家甚至提出要用他身上西装跟我换，我还真有点动心，因为他那身西装至少比我的贵10倍，但为保持民族自尊，我傲然地摇了摇头。

事后同去的朋友问我是否早就知道洋人喜欢唐装，而对他们保密？

其实我穿唐装就因为穿着它又舒服又省钱，并没考虑其观赏效果。穿中装没有打领带穿皮鞋夹垫肩等板得那么难受，而且只用买一条好领带的钱就可做这满意的衣服，何乐不为？若说秘密，也有一点，就是我作了几年外事工作。知道外事活动有个惯例：正式场合穿西装必须按国际着装规范，穿本民族服装则依民族习惯标准，穿西装成龙配套严谨整齐是他们的讲究；穿唐装舒展潇洒高雅大方是我们的品味。在外事场合穿民族服装绝对合理合法。

穿中装有时还能造成意外的感情交流。两岸开始交流不久，我参加作家代表团去台湾。第一次越过海峡，下飞机后会碰到什么场景没有底，在飞机上大家就没心思说笑，那次又是众皆西服惟我唐装，沉默之中我就有点孤立感。不料到台北一下飞机，看见迎接人群中竟也有人穿着唐装，我这心一下子就感到股暖和，正这时从中走出一位穿唐装长衫的长者，向我笑着问：“您是从北京来的作家吧？”我说：“是啊！我叫邓友梅。”长者热情地拉着我手指指旁边的朋友们说：“他们还说从来没见过面不好认。怎么不好认，你这身打扮一瞧就是北京来的。中国人走到哪儿也认得出来！”原来长者正是台湾杂文作家协会会长吴延环先生，原来我认为爱穿唐装只是个人习惯，从此才发现内中还含有民族认知情怀。

随着我们送给外国领导人这批唐装，近日似乎扬起民族服装热风。像是大家同声唱起一首歌：爱我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