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棠逝去，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心中反复一句话：世界上少了一个好人，共产党少了一名好党员，文坛又损失一位好作家，自己少了个好朋友。

去年他住院，我和张锲、泰丰同志去看他，特意带了一篇文章读给他听。40年前团中央开反右大会，我曾奉命上台发言，批判绍棠下乡不该带馒头！事隔数十年我们再次相会，友情依旧，绍棠从未提起过此事，但我不能忘记，一直想找个机会公开道歉。文章10年前就写下了，由于气氛不合，朋友建议暂不发表，便压了下来。如今大家都年过花甲，我想早点了结这份心愿，我趁着两位作协领导在场，便在病床前把我道歉之文宣读了一遍。绍棠听后含泪挥手道：“咱们俩谁不了解谁？内情我明白，我全明白，用不着……”

两位作协领导也说：“过去的事了，提他作甚？”

后来绍棠出院，我俩再见面。他责怪我不该在医院提那件事。我说：回首往事，有人负我处，也有我负人时。人负我一笔勾销，我负人永记不忘。绍棠说，他赞同这想法，不过我俩之间不存在谁负谁的问题。不该这样小题大作。

我举这例子，说明绍棠本质的宽厚，不像他外表给人的印象：心窄性急。

写小说要塑造典型，绍棠本人就是个典型。是50年代先被文坛“器重”，后被“错划右派”的那批“新生力量”的代表。年轻，爱国，爱党，受中国革命文学和苏联文学影响甚深，连优点带缺点全都接受。他们可能有各种缺点，却绝不会喜欢“资产阶级专政”。而他们的青春年华却要戴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度过。做梦也没想到赶上邓小平同志领导拨乱反正的时代，没想到还有第二个春天！一旦复出，就以整个生命拥抱新时代。不掺假的拥护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放声歌颂改革开放，歌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20多年磨难，他们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爱得更加真挚深沉。对往事多持谅解态度。绍棠则更激进些，谈起“五七”年事，他说那是“母亲打孩子，打错了，做儿子的也不该抱怨！”他们一旦重新得到写作的权利，便夜以继日，不顾性命地拼搏，忘记了自己不再是40年前的毛头小伙，只见“夕阳无限好”，忘记“只是近黄昏”。心态与年龄不同步，主观与客观欠协调。本要多出点成果，却过早倒了下去！

绍棠算得是这类人中一个典型！

我认识绍棠时他17岁，40余年来，风风雨雨，我们没断交情。1957年曾有人把我们划为北京市文学界的同一个“小阿飞集团”；“四人帮”垮台后不少旧友是通过他又和我联络的。积数十年之观察，我认为他最大优点是政治上坚定，对党、对社会主义从无二心，即使遭到错划也毫不动摇；第二个长处是保持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特色，看不起崇洋之举，容不得媚外之人。他古道热肠，助人为乐，处人际关系不以功利定厚薄。即使戴着帽子在农村挣工分时，同命运的朋友有事求到他，他也倾全力相助。钱票粮票，没多有少，决不叫人空手回去；发配外地的朋友回京，他总要热心招待。哪怕是咸菜下酒，也要一欢而散，临走时送上火车。

说不清是他把生命献给写作，还是写作给他以生命。在饿着肚皮劳动的时候，在被剥夺写作权的状况下，我怕抄出来作为罪证，连日记都戒绝，他却还关紧门窗趴在炕上写小说。写完自己看一遍，又偷偷地埋葬。待邓小平同志再给我们写作权利时，他才敢去挖取，也才发现早已腐烂成泥了。我为他痛心，他却说：“那也没白写，总是满足了我的写作愿望！不然活得多没味。”

这样的人复出后怎能不争分夺秒地拼命？我曾和他多次一起出差和出国。他总是同行者中惟一带着稿纸，每日定量写作，不做完“功课”不休息的人。不然你没法想像，新时期以来10多年间，他怎能写出五六十本作品，是我产量的10倍！

绍棠热心助人，不管是长辈是下级，只要有事求到他，他没说过不字。能办的办，不能办替你托人办。他关心社会活动和公益事业。不论是大事小情，研讨联欢，只要找到他助威捧场，几句好话一说，他坐着轮椅也赶去参加。除此之外他没有个人的业余消遣。他去世前两天，一位退休老编辑找我谈申请入会的事，拿的又是绍棠的介绍信！蝇头小楷写满了介绍意见栏目。这可能是绍棠最后的文字。

人无完人，绍棠是出色的作家，不是圣贤。（圣贤去世之后也常被人揭出种种不足！）看绍棠一生，大节可赞可赏。相形之下，小疵不足道之！如果没有性格的多侧面，那还是刘绍棠吗？近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他在悄悄地弥补自己的不足，改正某些缺点。比年轻时理智思维多，意气用事少了。不计较人事上的是是非非。更关心文学界的团结状况。他不止一次对我说：“党号召文学界团结起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而奋斗，我们几个老人带个头不好嘛？我们都是发小的兄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找机会大家聚一下，什么也不用说，杯酒释疑猜。咱们团结起来，年轻人会跟着学！”

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实现了他的愿望。朋友们欢聚一堂，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顾全大局，不计私怨，共商繁荣文学大计。绍棠很高兴，不顾病痛，盲到开完会没请一天假。只是又一次苦了我们弟妹，既不敢惹他扫兴，又怕他病情加重。一边推着轮椅一边悄悄看他的脸色，低声叹息。

绍棠走的很安心。但我们仍要把增进团结、繁荣创作的局面更推进一步，这是对他最好的悼念。

1997年3月19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