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任政协委员，参政议政中自然受到教育。会外交流，琐事闲篇，也有些颇值得回忆，随手记下几条，以作纪念。

平时委员们最踊跃参加的活动是视察。前几届全国政协委员平均年龄比现在高，年老体弱，就难免有些麻烦。这两位行动需坐轮椅，那两位走路离不开拐杖；有的委员睡觉打鼾，有的听见鼾声就睡不着觉；有人不沾荤腥，有人书忌酸忌甜……这一来陪同的政协工作人员就辛苦了。从北京出发就要推着轮椅上路，搀扶委员登机；到了目的地，分房时要记住谁和谁不宜同室，用餐时想着哪位忌荤哪位怕甜。视察行动中还要根据当地气温提醒委员增减衣服；上车下船询问有谁忘带什么物品。一天奔走结束，回到宾馆又要给感觉不适的委员量血压，送药品。年纪大的人有时脾气比较怪，万一碰到某委员产生误会，发起脾气，犯了性子，工作人员还要耐心劝解，热情安慰。有一回我的一位老友记错了起飞时间，飞机飞了他才到，便对等着他的工作人员大发脾气。工作人员除了劝慰还要保证他仍有视察机会。我观察了10年，就从没见政协工作人员嫌过麻烦，有过抱怨，甚至从没见他们脸上减少笑容，这是我在别处没见过的，很为他们的尽职尽责、任劳任怨之风感动。也就牢固地记住了这个单位的名称：“全国政协秘书局”。

听说去年起组织与陪同视察已不由秘书局负责了。但秘书局这项成绩不能忘掉。

联系较多的单位是联络局和信息中心。会议期间，我随同其他几位有责任心的委员曾提过一些提案。提案交上后都迅速得到了处理，都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回答。当然不是都回答得令人满意，那是问题存在单位的事，与政协联络局、信息中心的工作无关。他们是尽职尽责了。记得我曾随陈祖芬委员签名过一个提案。有关单位要求寄信必须使用同一规格，甚至用指定厂家生产的信封才能邮寄，否则不予受理。提案认为，这既不合全世界的邮政惯例，也有违公民权利。没多久，政协联络局就把提案转给有关单位，并附有回答，该单位还热情请我们去参观他们的机械设备，以证明他们作得有理，因为是机器只认标准信封，不是工作人员不对。他们还请我们去开会研讨，那天我请假没参加会，后来陈委员又跟我说，还想再提个提案，建议换机器。我说事已至此，联络局的工作已经够麻烦了，以后有事打电话，发电传好了，少写信。

近来发现，中国人用的信封似乎也多样化了。

非会议期间，有社情民意要反映就找信息中心。我和他们有过两次联系，都圆满成功。一次是因为护城河多年不清理，我住的安定门一带臭气熏天，居民们反映多次，无人过问。听说我和舒乙是政协委员，就请我们帮忙，我们写信给住处中心反映了这个意见。没出两月，工人来了，机器来了，挖泥淘水，把条河整理得河清水秀，成了京城一景。另一次东北一处林业工人受到不公正待遇，来北京请我代他们反映意见。我把他们写的信原封不动转给政协信息中心，并说明我对此没有调查研究，信的内容只供参考。数月之后不仅接到了东北有关方面回信，而且有关单位还派专人来向我说明了事件经过和他们的处理方案。接着林业工人也来信告诉我他们得到了合理的安排。那位写信来的工人不久前去世了，去世前还感谢政协对他们的支持与关怀。

在政协第二个大受益是认识了更多好人，结交了许多好友。

认识无深交的一位是华籍洋人傅莱委员。傅莱委员的中国话说得很好，不是发音好而是内容好。八届政协时，我参加外事组活动。外事组有次京郊某县视察，那个县以发展地方及民间工业、经济发展快而出名，到了那里人家接待得又热情又丰盛。参观他们最值得骄傲的啤酒厂、制衣厂、皮革厂后请大家到县委礼堂座谈。座谈时委员们发言大多赞扬这县地方工业发展多么好，前景多么乐观。后来主人一定要请这位洋人相貌的委员发言。他说：“我不讲了，因为我不想讲好话，讲了大家不爱听”。主人仍诚恳地请他讲。他就把头一扬说：“那我可要得罪你们了。你们这叫什么先进经验？瞧瞧那皮革厂把河水污染成什么样了？这是对自然水源严重的破坏。欧洲美洲都不敢再做了的有害行业弄到我们国家来，叫我们受害他们享受。这样的工厂还要提倡、宣传，我们中国人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我为此感到害臊……。（大意如此）还有，你们那个制衣厂那么大一个厂房，只有两三个门，还不大，消防设备也不齐全……”。这时，厂方解释说消防设备是经过检查、拿到合格证的。他说：“别说这个，我懂。我更懂得人命关天。”随后他又问：“门口停着的那辆小轿车是谁的”？主人回答说是某位企业领导人的。他气哼哼地说：“你们知道这种轿车在外是什么人坐的吗？是富豪！是大官僚！一般企业家都坐不起的。你们县不是才刚脱离贫困吗，在一个厂当头的就坐这种车，气派太大了吧！”我正坐在他身旁，听了他的话我肃然起敬。忍不住站起来给他长鞠一躬！回来后我写了篇杂感给政协报。不过有个细节我没写。会后我看他吸烟，我问：“你是大夫，怎么还吸烟？”他作了个巧妙的回答，这是我私人秘密不拟公开。

还有一位交情已深的朋友韦大卫。大卫是飞行员，在台湾给蒋经国开专机，国民党特务却怀疑他是共产党，把他关进监狱几年，他越狱出来后驾起飞机就起义回大陆了。“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又把他关进监狱8年，他居然又越狱成功，联络上叶剑英元帅才得救。可是他像蛮没这回事，活得乐观愉快。喝酒非二锅头不喝，跳舞不到散场不走。有次政协开会期间组织联欢，上台的都是名家名角，他兴致一来要求上台唱一曲。晚会组织人担心地问：“你能在这场合唱吗？”他说：“我气死李谷一，压倒李光羲！”对朋友却情深义重。有位在政协退下来的老委员，遭到点不快。独自住在一所大房子里，孤独冷清。这位委员退下来后，大卫过一段时间就约台联、民革和无党派的委员去看他。有时还请同样驾机起义回来的哥们领着太太，带上水果菜肴去找他聚会。有时又联络几位女委员去帮他打扫卫生。我被约参加几次，感受颇深，为此在小组会上曾发表个意见，希望政协对退下来的前委员们多点关怀，有点善后。

同界同组的委员朋友更是情深义厚，提起来每人都可写一篇。70寿辰时习三为我写的寿字，成喜为我画的梅花。维康、春霞等同事送我的光盘，都是最珍贵的纪念物。陈祖芬之勤奋又是激励我不断写作的榜样。大会期间，她总是白天开会，晚上写稿。大会开10天她能发5篇稿。有次在乘车时闲谈，我为自己的老年痴呆症诉苦，说借了人家钱总忘还，吓得没人借钱给我了。两天后她就竟把我的病情公开发表了。由此就又引出一个故事，好友张贤亮一向关注我的状况。他开会时从宁夏带来一种果汁，看到这文章后就热情地叫我到他屋里，请我喝这果汁。却没告诉有位摄影师端着相机在屋里等着。进屋后贤亮把一瓶果汁饮料往我手中一塞，叫我把杯高举，回头就对摄影师喊“快照！标题是：邓友梅说，我就爱喝这个！”我吃惊地问：“你是拿我作广告呀？”他说：“你反正有痴呆了，就喝吧。管我干什么！”可是听说他这笔买卖没作成功，广告也就没有播出。

不过贤亮在正事上既是好人又是好委员，他在政协会上发言，常得委员赞赏，领导表扬。他对西部开发、三个代表、十六大精神，都有正确、深刻的见解。我还要向他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