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曾经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他们中很多人脱离了我们之后，获得了另外一种幸福，他们中也有些人后来又回到了我们当中。

这是些怎样的人呢？

我想说，他们是幸福的人。

我希望，年迈时能够住在一个小农场，有马有狗，养鹰种茶花。老朋友相濡以沫住在一起，读书种地，酿酒喝普洱茶。简单的生活呀，触手可及吗？

在我十年流浪歌手的生涯中，遇见过很多神奇的人，今天第一次说给你听。

他们的生活方式、人生出口、修行法门和实用主义者们秉承的朝九晚五、温饱体面、出人头地没太大关系。他们是天涯过客、浮世散人、江湖游侠、流浪歌手……

我很庆幸曾是其中的一员。

如果今天是世界末日，那这篇演讲是我的人生总结。

如果不是，那继续有梦为马，游历天涯。

《一席》演讲稿整理版

2012.12.21

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觉得累？比如饭局，或者说你在跟人讲话时，尤其是你在表述自己时，为什么会累？因为我们每个人会或多或少，都想展示出一些其实我们并不具备的素质，所以我们会觉得累。

我今天不想太累，想真实一点儿，说点儿实话。

我认为这是一个有点儿扯淡的社会！这是一个让人觉得非常悲凉的时代！悲凉到什么样的程度？悲凉到当我们面对一个陌生人，去认知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一个标签：他是干什么的。哦，他是一个专家，他是一个学者，他是一个学生，然后以此为出发点，来度量一个人。

我不喜欢这样，我就想站在这里很随意地说：我只是一个33岁的男人……但是好像也逃脱不开标签，那就先从标签开始吧。

怎样介绍我的标签呢？

刚才在洗手间的时候，两个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他们对我说：“我是看着你节目长大的……”好吧，我有一个身份标签是“主持人”。我界定自己为一个还算敬业的二流综艺节目主持人，但按照业界某些人的评判标准，我是最不务正业、最不求上进的，轻易放弃了很多机会。他们有时会议论：“这人干这行也干了十几年了，别人都一个接一个地红了，就他还这么漫不经心地玩儿清高，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我不确定我是否脑子有问题，只是觉得某些约定俗成的规则并不等同于自己的生长法则。对于主持人这个标签的自我认知，我和我的同行们或许并不相同。

另一个标签的话，我是一个背包客吗？算是吧。在路上断过三根手指、一只手腕、两根肋骨……现在一到秋天，必须要穿靴子，因为当年爬雪山把脚后跟冻坏了。走了那么多年，走坏了很多双鞋子，滇藏线、川藏线，都不止一次拿脚一步一步地量过，算是一个背包客吧。可当下，我并不敢刻意去标榜这个标签。最初背包上路时我还只是个简单的少年，那时“背包客”这三个字还代表着一种勇敢而浪漫的成长方式，而当下，它已然奇怪地沦为一个时尚而浮躁的名词。我还有一个身份标签：民谣歌手。曾经有一个很美好的时代，人们把流浪歌手称作行吟诗人。但那个年代已离我们远去，或者说在历史上，这样的时代稍纵即逝，白驹过隙，美好得跟假的似的。

今天的主题是“赶着音乐去放牧”。

我对民谣的理解是：它是羊，我赶着它，和我的伙伴们行走在无垠的旷野上，甚至没有路，只有一片无垠的旷野。天干物燥，喑哑呜咽，但是一点儿都不晦涩。今天，我想给你们介绍一些和在座诸位不一样的人。

我们看他们可能用“另类”这个词，就像他们看我们一样。他们曾经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他们中很多人脱离了我们之后，获得了另一种开心，幸福感指数也非常高，他们中有些人后来又回到了我们当中。这是些怎样的人呢？我很难用一个词来界定他们，我不想用那种标签，“他们是一些浪迹天涯的人”，“他们是凯鲁亚克笔下的那种‘在路上’的人”……不想用那些标签。

我想说，他们是幸福的人。

这些幸福的人，他们路过我的生命，让我获益匪浅，甚至让我当下这一刻站在这里都觉得，他们是我内心强大力量的某种重要来源。

顺便介绍一下，我还有一个标签是“最不靠谱的酒吧掌柜”。

很多年之前，我在拉萨开过酒吧，倒闭了；后来在成都开过酒吧，倒闭了；再后来在丽江开过第一个酒吧，倒闭了；开了第二个酒吧，倒闭了；这是第三家酒吧，十月份的时候，撤股了，也算倒闭了；现在我在丽江还剩下一家酒吧，叫“大冰的小屋”，它还在勉强地维系，因为有人说它是一面旗，代表着丽江的一个时代。

在这个酒吧当中，厨师会打手鼓，扫地的小妹会唱爵士，吧台收银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散文作家，吧台总管以前是一个学校的教导主任，她觉得自己以前脾气不好，严苛得过分，所以来修身修心。我们的主唱歌手是一位支教老师……这些神奇的人，带给我的那些故事，没法用“感动”两个字来简单概括。

首先要介绍的这位仁兄，他长得很像曾志伟，一直到现在，我都记不清楚他真正的名字叫什么，在丽江我们都叫他“志伟”。志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会打手鼓的厨师，他本身就长得很像一只手鼓。他非常希望在丽江能够有艳遇，但很遗憾，不论他怎么样抱着吉他摆Pose，都没用。

这个46岁还是45岁的中年男人，他为什么来到丽江我不知道。他在我们酒吧做饭，晚上唱歌，帮忙打手鼓，不要酬劳。前段时间云南彝良地震，他要跑到彝良去，我说你为什么要去呢？你这么一个死胖子，能去干什么？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来是蓝天志愿者行列中的一员，他过去就是志愿者。有地震的时候，他必须要冲过去，于是他就冲过去了。他履行完他的职责，回到丽江之后，他又跟我讲，说再待两个星期就要走了。我说你又去哪儿？他说去实现他的人生理想。我问他是什么人生理想，他说当渔民！他说他这辈子最起码要当一回渔民。然后他去了海南，找了一艘渔船，跟着渔船一块儿出海去打鱼，还学会了织网……让我非常羡慕。

我有一个隐居在大理的朋友，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妈妈，叫做听夏。

她的价值观是：所有数字可以衡量的商品价值，都是要努力去逃脱的。

听夏站在田间，带着她的小宝宝，在苍山洱海旁，安享着她的生活。她是个有信仰的女人，她在欧洲留学一直到二十多岁才回国。回来以后，她想找一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她去应聘，一次接一次地应聘，后来发现，哇噻，这个时代发展得太厉害了，她游学了这么多年回来以后，居然竞聘不过一个稍有一丁点儿关系的人。

后来她安居在大理，这个有才情的女人有一次跟我讲起她背上的小女儿，她说：“你知道吗？小朋友刚睡醒的样子，就像是从一个遥远国度刚刚旅行回来，身心疲惫，向我索要一个温暖的拥抱。”

冬天过去后，春天到来了，听夏就要离开大理了。因为大理生活成本开始慢慢变高，她没法待下去了，她是一个极简主义者，想规避一切数字可以衡量的商品价值的影响。而能够供她选择的地方越来越少了，她会去西藏的波密，那里有桃花谷，三面雪山，一面桃花，她说她会带着孩子在那里静静成长。我问她吃什么，她说有什么吃什么。

她四年前穿的衣服，和我最后一次见她时穿的衣服，是同一件。

很多时候我在想，信仰可能会让一个人非常幸福吧。

在路上我遇见了很多人，那些处在某种幸福状态的人，那些让我感到幸福的人，他们都有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不一定是宗教，当然也可以是宗教，比如昌悟师兄。

他年龄比我小，但却是我的师兄。昌悟师兄是一个研究生，我两年前在拉萨认识了他。我们在大昭寺旁边的八角街的藏姑寺甜茶馆里探讨过一些学术问题，他是一个学识非常渊博的人。后来有一天，他剃头出家当了和尚，成天笑呵呵的。但让我惊讶的是，现在的他跟剃头之前没有太大的区别，他还是很愿意听别人唱歌，我经常当着他的面唱歌，包括我曾唱过的那首《丽江之歌》（又名《把爱做够》），他也含笑在听。昌悟师兄笑得很超然，他的状态让我觉得他非常平和幸福。

他放弃的是什么，我不愿意去深究，但他获得的是什么，可能不用我多说，在座的人应该会懂。

昌悟师兄留下了一幅画面在我脑海中：他牵着我的师弟去遛街，那种了无牵挂、怡然自得着实让人羡慕。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很多的比丘、弘法利生、收弟子是六道收徒的，都是有情众生，人可以皈依佛门，狗也可以。我们有一条狗，叫做昌宝师弟。师弟就有一个毛病，随地大小便，这个不太好，除此之外都挺好的。

我还有一个懂得给自己营造幸福的朋友。

她有一本护照，可以去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她是一个台湾诗人，叫做然灵。这个朋友每到一个地方旅行，无论是菲律宾、印度，还是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她都会给我寄一张明信片，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间断过。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我也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我们曾有数度擦肩而过，彼此之间的直线距离可能只有100米，但说好了不见面。因为她说见面之后，就不确定是否还愿意继续给我寄明信片了。

她每到一个地方，都有这样的兴致，来和一个遥远的、未曾谋面的朋友分享她的心情，她的心态几乎永远是阳光而没有阴霾的。我们是彼此文字作品的首读者，我给她读我的文字，她给我读她的诗。她是一个诗人，出过两本诗集但根本不赚钱。在世界各地游历的时候，她靠打不同的工来挣盘缠，她的岁数跟我差不多大吧，我不清楚她是否有过艳遇，是否有爱人，但她呈现给我的这一面人生让我觉着很诗意、很充实、很幸福。

菜刀和老兵，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懂得选择幸福的人。

老兵是一名老兵，他现在隐居在云南丽江古城，就在我酒吧的斜对面开了一个火塘，专卖烧烤。酒卖得特别贵，我们经常说他开的是黑店，但很多人愿意过去消费。

他从不介意我站在他们家烧烤店的桌上喝酒，很性情。我们经常是喝开了以后，大家一起站在桌上边唱歌边喝，前面就是火盆，有好几回，鞋就这么烤坏了。如果你们去丽江的话，替我向他问好，可以报我的字号，让他给你们打折，但打完折后应该也很贵。

这个男人的脑袋只有三分之二是他自己的，剩下三分之一是金属合体。自卫反击战时期，这个男人带着二百个人做敌后穿插，活着回来的只有十几个。回来之后，他获得了一系列荣誉，应该是一等功臣或者是特等功臣之类的吧。但他选择了放弃那一切，隐居云南，娶了一个泸沽湖畔的摩梭女人为妻，他的生育能力非常强，现在有了三个儿子。每年8月1日，我会回到丽江，跟他一起来过节，因为那天他会喝到酩酊大醉，然后对着一整面照片墙，来给他的战友们唱歌，唱那首《望星空》。

有一次我做节目，那期节目的嘉宾是《望星空》的原唱者董文华，我当时给老兵打电话：“我是否给你要一张签名照片呢？”

他的回馈是一个字：切！

他理所应当获得的一切，拿命换来的一切，他却选择放弃，然后选择了另外一种最市井的生活状态。他是幸福的吗？刚认识他时，我不敢完全肯定，但一年又一年，我越来越能够感知到他内心的强大。他懂得选择，我认为他是很幸福的。

还有一个人，我甚至不敢把他不戴墨镜的照片展现出来，因为有所顾虑。

他是当年尼泊尔毛派反政府武装游击队的中国籍雇佣兵，一个正儿八经的雇佣兵。当年，我和他在拉萨相识的时候，我在街头卖唱，他每天过来帮我收钱。他收钱不是硬问人要，是真来帮忙收钱。后来我们玩得非常好。后来，他又回去做他的雇佣兵了。很多年，我一直没有他消息。再后来，我知道他的消息，是因为玉树地震后，他是第一批带物资进灾区的人。他当时带队拉着一个车队的物资开了几天几夜，开到玉树……他是我知道的为数不多的，一直到今天，还继续针对玉树地区做志愿者工作的人。我希望他能够长命百岁，希望他身上的枪伤刀伤，在阴天下雨的时候不会太疼。

我和他坐在一起喝酒聊天的时候，他也会回忆往事，当他讲述那些枪林弹雨中的过往时，他呈现出来的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幸福。我愿意用一个矫情点儿的说法描述他：他在“现世存在的超越感”这点上，可能比我们很多人尝试得更多吧。

我生命当中曾经历过许多神奇的朋友们，他们跟我们在座的应该不太一样，他们跟我们的人生经历可能有些地方雷同或重叠，但后来分别选择了不一样的路。他们对梦想和理想的解构和理解，跟我们不太一样，或者说，让别人觉得你过得好—在他们眼中，不是那么的重要。

我很愿意跟他们在一起相处，我会有机会感知到他们多元的人生出口，多元的幸福构成，我能收获一种不一样的开心。

有一个死去的朋友，他曾帮助我建立我的幸福。

初冬还是晚秋的时候，他去拉萨河旁边拍照片。那么浅的水，谁都想不到，他一只脚踩进去取景，整个人就下去了。几秒钟之后，整个人都找不到了。大家沿着河去找尸体，找了一个月也没有找到，后来大家说是菩萨把他收走了。

有一只手鼓是他留给我的。他把鼓留给了我……这只鼓影响了我的……我可以很肯定地讲，影响了我的半生。

如果没有当年这只鼓，我不会坚持那种生活方式：背着一只手鼓去所谓的浪迹天涯，背着手鼓沿街卖唱，挣多少钱走多远的路，不论是藏区，还是康区。能给钱就给钱，不能给钱给我糌粑也行。后来我背着这只鼓，走了大半个中国，去了很多地方……沿着中尼公路，一个个的神湖，一座座的神山，玛旁雍措，冈仁波齐以及珠穆朗玛峰。我在那个鼓面上写了一行话：伴我行天涯。也写上了他的名字。

这只鼓后来在阳朔丢失了。我希望找到它的这个人，也是一个喜欢音乐的人。不知道这只鼓存留在世界何方，可能在天涯海角的某一个小酒吧，你们记着，上面有行字叫做“伴我行天涯”。如果你们见到的话，走过去拍一拍，这只鼓的声音跟世界上任何一只鼓都不一样，我一直相信这只鼓上寄托了他的灵魂。

有一年，他祭日的时候我们去祭奠他，我们在拉萨河边放爆竹，然后我抽烟，点烟，放了一排烟。我们往水里扔花，流水太湍急，花没有顺流而下，却在原地不停打转，像在跳一段胡旋的舞。

我谢谢他曾经给予我这个鼓，谢谢他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谢谢他促使我坚定了徒步卖唱的旅行方式。从而让我有机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建筑人生旅途中的幸福感。

多年的卖唱旅行，使我结识了很多流浪歌手，后来我们组建了一个小小的乐团，叫做“游牧民谣”。我们说，音乐是羊，在赶着羊游牧的路上，我们经历不同的丁字路口，同行的都是勇敢的人，有意思的人。

我认识的第一个流浪歌手，也是我在拉萨的第一个合伙人，叫做彬子。

他是北京通县的农民，木匠活做得很好。那一年，他抱着吉他流浪到了香格里拉，他在香格里拉差一点儿死在泥石流中，从香格里拉又九死一生地到了丽江。到丽江后，我们在丽江的四方街打了一架，打完架后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不打不相识，我们喝酒喝得很high，聊得也很high。后来我在丽江得了重病，躺在床上—甚至可以用奄奄一息来形容。

他过来看我，带了一个烧饼，他说：“你看我来看你，是带了重礼来的。”

两层油纸打开，他把那只烧饼递给我。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他那一天所有卖唱的收入。他买了一个烧饼给我，所以那天他就是饿着的。

一年之后，我又在拉萨遇见了他。那时，他在藏医院路的街角卖唱，我就陪他一起卖唱。那时我有个习惯，会把银行卡、所有现金都留在济南，只带一张单程机票出发。我先飞到成都，到了成都之后，徒步或搭车，想尽一切办法进藏。我们当时在街头一起卖唱，后来无意中我们聊到了理想。

我问：“彬子，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他说：“能开成一个酒吧的话，我的人生就圆满了。”

我说：“好啊，那我们就开吧。”

那时，我们身上全部的钱加在一起是五百块。五百块钱—酒吧果真开起来了。他木匠活做得非常好，我们跑到拉萨近郊去找木头，找了很多奇形怪状的木头方子，先把它们铺在地上，想办法把它们固定住了，然后拿斧头砍，拿刨子刨，后来地面居然非常平整。开业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认为我们买的是实木地板，他们问我从哪儿买的，说木纹很漂亮。

当年那个酒吧，叫做“浮游吧”。很多年后，有人说拉萨的“浮游吧”代表了拉萨的一个时代，它记录了在火车开通之前，产业结构翻天覆地变化之前，飘荡在拉萨的“拉漂们”的简单快乐状态，承载了太多奇妙的回忆。后来我看《诗经》，在《蜉蝣》篇里写道：蜉蝣之翼，采采衣服，麻衣如雪，于我归息……但这个酒吧后来没有了。

当时酒吧的内部装修也是我们弄的，我们两个流浪歌手真的没钱，问人家赊了颜料，把整个酒吧刷成了西红柿炒鸡蛋的颜色，黄一块红一块的。后来，我又赊了点儿墨汁，我大学学油画专业，还算会画画，就用了两天的时间，把整个酒吧墙上全画满了画，装修效果还不错。

我们是第三代“拉漂”，我在一面墙上画满了那个时期拉萨的“拉漂们”。画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火车开通以后，拉萨就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拉漂”了。

酒吧刚开业的头一天，我们没钱进酒水。大家过来看我们，可也都很穷，他们每个人就抱一箱拉萨啤酒过来，我们总共攒了二三十箱拉萨啤酒。开业卖酒，我们就靠那些拉啤在卖。那时，大家就想做一个比较纯粹的酒吧，也不单为了挣钱，就想给流浪歌手们提供一个落脚平台，所以打出了一个招牌：只要你是流浪歌手，流浪到了藏地，我们管吃管住。所以后来就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歌手比客人还要多。最多的时候，有七个歌手七把吉他，只有两三个客人。大家总是要吃饭啊，怎么办？那就跑到街上卖唱去。后来，我发现每天卖唱挣的钱，好像比酒吧挣的钱要多一些。

那个时期，有很多人专门过来投奔我们，浮游吧，这个拉萨的小酒吧，也迎来了流浪歌手大本营根据地的第三位主人，赵雷。

赵雷那时在后海银锭桥唱歌。他背着一把吉他跑到拉萨做我们的合伙人，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在街头卖唱。我那时听他唱歌，惊为天人。

那时，我们跟人抢生意，右手边经常是一堆安多的喇嘛们，他们在念经，人家给他们布施。我们就坐在他们旁边，因为别的地方城管会管。我们在旁边唱我们的歌，大家有时候会较劲儿，每当我们这边有人放下了一块钱大票的时候—那时拉萨是不认钢镚儿的，非常流行一毛一毛钱。如果那时有人给我们放一块钱的话—右手边的大德们会微笑着把念经的速度突然加快：那摩赫拉达拉哆啦呀叶……（大悲咒）。而我们也会换一首更快的歌，比着唱。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后来和安多喇嘛们玩得挺好。

当年我对赵雷说：“赵雷，你这么好的嗓子，这么好的创作能力，这辈子如果被埋没太可惜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从当下来看，他果真被埋没了。

浮游吧倒闭以后，赵雷一路流浪去了丽江，他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要在丽江重新支起“浮游吧”这块招牌……后来，他所有的钱被人骗光了，一路流浪回到了北京。再后来，他迫于生计“堕落”了，他去参加了快乐男生的选拔，进了总决赛二十强。

在我来看，他一个流浪歌手出身，经过了那么强的市场验证，他唱的歌让那么多在路上的人真心喜爱，赵雷不红，天理难容。但他终归还是要输，因为他长得不是偶像派，他输给了这个浮躁的时代。他现在的生活依然很艰难，很多时候甚至要继续当流浪歌手，但他自己并不是多么在乎。只要还有民谣音乐，就能让他有内心强大的力量。

成子是另一个流浪歌手，当时我们一起在拉萨卖唱。

他跟我一同经历过一点儿生死。

有一天，我们在拉萨街头卖唱，那天生意非常不好，大约是中秋节前，下着小雨，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地拍—很冷。这时有一辆猎豹汽车停在我们面前，冈日森格，汉语名字叫王东的一个小伙子下来问：“纳木错去不去？”

我们说，去啊，免费请我们蹭车，谁不去啊，不去不就二了吗？

车开了好一会儿，我们才想起来，那天我们穿的都是单衣单裤，车再开回去让我们穿衣服已经不太现实了。开到半夜，过了当雄，到纳木错山路上的时候，天下起了大雪。雪一直下到车身的一半，把窗子埋掉了一点儿，我们被埋在雪堆当中，气温下降得很快。天公偏偏作美，那辆车的暖气也坏掉了。而我跟成子，还有二宝，是还没有吃饭的。

现在想想，那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几个瞬间之一。我那时想，哎哟，居然有机会可以遭遇到这种危机情况，太妙了。我们把车窗摇开，把雪拨开，爬出去玩。我们半陷在雪地里打滚儿，打完一个滚儿之后，把汽车的后尾灯拨弄开一点儿，灯光射出来一小片扇面，然后我们在扇面里边跳舞，跳了半天之后，我们爬回车里，把衣襟解开，然后紧紧抱在一起取暖，就这样挨了整整一宿，居然没被冻死。

藏地的雪在每天下午会化掉很多，当雪化掉，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当时停车的位置停得太棒了—离我们停车位置直线距离不过六十厘米，就是万丈悬崖。头天晚上，我们那么蹦着跳着，我们最后一个脚印，有一半已经在悬崖外边了，居然就没死，难道这不幸运吗？

被雪埋在纳木错之后的第二天，我们推着车慢慢过那根拉的垭口，发现很多车已经被雪全埋了，所以那天我们帮人家往外一辆辆推车，推了三十辆车。因为那时我们不太注意脸部防护，脸都被晒伤了。回到拉萨之后，我们很完整地“揭下来”两张人脸皮。藏地的水分非常少，气候干燥，那张脸皮慢慢缩水，缩成了铜钱大小，硬硬厚厚的，就像从脚后跟撕下来的。

每当我看到这一小块皮的时候，回想起年轻时曾经这样折腾过，我就觉得很幸福。这与坐在办公室朝九晚五，或者说站在某一个大型场馆有几万人给我鼓掌，所体会到幸福是截然不同的。

浮游吧没了以后，彬子带着媳妇一路火车站票，站来济南看我，和我告别。然后，他骑着一辆自行车，背着一把吉他环球去了。我一度以为他死在路上了，直到有一天他在异国他乡的一个小城市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他忽悠了一帮中东不良少年在电话里一起向我问好。再后来，他回国结婚、生子，回拉萨二度选址，重开浮游吧。

他决心要在藏地漂一辈子，虽然拉萨早已物是人非。

跟你们理解的流浪歌手不一样，从丽江到拉萨，我们从来不会拿着一个歌本说：“大哥，点首歌吧，来，我给你唱一个《最炫民族风》……”我们不唱这个，也不那样去招揽生意，我们基本上是守株待兔唱自己的原创。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大家只有在街头才能唱自己的原创呢？我们很多时候不仅不能免于恐惧，很多的时候仰仗着自己的艺术作品所能获得的一切，也不能让我们的生活免于匮乏。但好在我认识的流浪歌手们都不是物质至上主义者，他们远离了实用主义者的颠倒梦想，就获得了一种独特的无忧恐怖。

很多时候，流浪歌手呈现了这样一种状态：可能我的脸会很脏，可能听我唱歌的人未必会衣冠笔挺，听歌的人可能只是一帮藏地小孩，但当我在唱歌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不仅是在玩音乐，同时也在玩我的人生。

在后藏日喀则地区的一帮捡垃圾的小孩子，他们听我唱完歌之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橡皮筋包扎的一小摞钱，全是一毛一毛的纸币，每个人抽出一毛钱放在我面前。

那天，我的同伴哭得很厉害。

那天，有一盏路灯，打在我的头上，昏黄昏黄的灯光下，小孩子们脸很脏，鼻涕疙瘩都有。我可以用圣洁这个词吗？他们给我心灵的这种触动，那一刻让我终生难忘……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幸福，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认可，抛弃了年龄，抛弃了社会标签，让人很幸福。

大军是丽江流浪歌手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他是仫佬族人。

他一路从广西流浪到了大理，从大理流浪到了丽江，一路卖唱，颠沛流离了十几年。他的人生我看不懂，显然他一直都很开心。他曾用七八年的时间攒了16万块钱，然后拿16万块钱去做了一张专辑，一分钱也没有给自己留下，做完这张专辑之后，他在丽江街头卖这张专辑，卖得还不错，但凡回笼出了一部分钱之后，他又拿这钱继续去录歌，录完之后，继续在街头传播。

他唱歌的状态非常好，而且人长得非常帅，像梁家辉。有一天，我喝了点儿酒，我说：“兄弟我再不济也算是个搞传统媒体的，我帮你做一下推广吧，帮你做一下宣传吧。”

他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子，我在做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通过那种途径、那种方式，让我挣很多钱？”

一开始，我觉得他在说假话，但后来发现他是个认真生活、诚实面对自己的人，那是他真实的想法。如果你们去丽江的话，可能在街头还会碰见他，他很辛苦，每天到了晚上十一点还在街头唱歌，卖他包装精美的、十几万块钱制作出来的那张专辑。

他是一个很幸福的男人，我觉得他最有资格享受《流浪歌手的情人》这首歌。他的爱人是一个胆子很大、在我来看非常牛的女人。她是一个大学生，去丽江玩的时候认识了他，回来迅速结束了自己的学业，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在城市里边非常优越的生活，来到他的身边，做一个流浪歌手的情人。

恭喜他，去年他有了一个宝宝。他们每天一家三口坐在街头，唱着自己的歌，来挣每天的饭钱。大军很爱他媳妇，但凡他每天挣的钱能够多出来150块，他就要给自己的爱人买一条花裙子，碎碎的绣花裙。据说现在整个衣橱都已经放不下了，他的爱人跑到我这来抱怨：“你劝劝他吧，他跟我买点儿别的也行啊……”我想这是这个流浪歌手表达自己情感最好的方式了—你爱我，我爱你，我每天要给你买一条花裙子穿。

我在丽江认识了那么多流浪歌手，他们之前的社会身份、职业背景不尽相同，可能跟我们很多人有点儿重叠：乔以前是机场的机电工程师，现在是白衣飘飘的流浪歌手；小植是一个民谣神童，当他唱歌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像是一个40岁的男人在讲他的往事，而他的实际年龄只有19岁；路平是个西安男人，他放弃了公务员的生活，跑到丽江开了一家叫做低调的酒吧。我问过路平为什么能走出这一步，他回答：“就像佛家讲三千烦恼丝一样，在这个世俗的实用主义者扎堆的社会中，我做的事情越多，我的烦恼越多，我不希望自己烦恼太多，我希望过得稍微简单一点儿。”

我完全理解他想表达的意思。你可以笑话我，胸无大志，没有追求……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来想一下，什么叫做理想，什么叫做追求？

人们现在追求的一切到底是什么？

或许只是为了满足欲望而已吧。

财色名食睡，体面的受人尊敬的生活……演给谁看，做给谁看，别人觉得你过得好就好吗？你这半辈子扪心自问，真正觉得特别舒心、特别开心的日子有几天？

我问过很多职场中人，我问他们，真的掌声如雷，你就很开心吗？

这种开心会持续多长时间？你内心真正安宁的时刻又有多少？不要想那么多虚荣的东西好不好，人为什么不可以活得稍微自私一点儿？

这种说法可能有点儿离经叛道，但当下的我坚持我的看法。

我有一个作家朋友叫陈岚，她加入了我们游牧民谣，我们一起巡演到了澳门大学，她以我为原型写了一本书《小艾向前冲》。在那本书里边，她在笔端做了一下探讨：一个主持人貌似有着一定的社会地位、不错的收入、体面的生活，为什么愿意来做那样一些事情。她后来的结论是，那个主持人终究是要回归的。

我给她的建议是：你写一个续集吧，在续集当中，主人公依然会为了内心的成长和强大而生活，会继续浪迹在天涯，混迹在江湖，继续且吟且行，有梦为马。

我现在丽江唯一剩下一家酒吧，叫大冰的小屋。

这家酒吧一半是书吧，另一半卖我们自己做的酒。有人讲大冰的小屋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因为开业的第一年，我不卖酒居然卖汤，而且这个小屋发生过很多神奇的故事。

曾经有一对小两口游荡到了丽江，那个女生长得特别白，温文尔雅，她拿一支录音笔来录我的歌。当我唱《乌兰巴托的夜》，唱《德令哈的风》，她就把它们录了下来，后来她发给我。我们一直邮件往来，她离开丽江之后，我发邮件给她，她却再也不回了。过了一年我才知道，她离开人世了，那次来丽江是她男友陪她完成最后的心愿，那是她最后一次出来游历人生。那个男人来自新加坡，后来留在了中国，定居西安，开了一家小小的酒吧，仿照大冰的小屋，叫做“那是丽江”。

你们或许会认为那个男人此刻还一直沉浸在缅怀、伤感中。后来，我去了一次西安，去他的酒吧看望这位朋友，给他送了一幅唐卡。当我再见到他时，我发现他呈现出来的心灵状态是很安宁的。提到往昔，他那种深深的眷恋、深深的爱恋，依然存在，但只是像提到一个出一趟远门的好友。

他没有呈现出来那种悲苦的东西。

若她灵魂有知，一定始终在含笑看着他。她一定希望他们共同获得的那种抚慰会一直绵延他的终生吧。

我想，可能因为两人一起携手天涯，共同营造那种生活状态时，他们的灵魂有了一种默契，这种默契能够抚慰心灵中的阴霾。

最后要讲的这一两个故事，代表人物叫做“菜刀”，他曾是我酒吧的义工。

菜刀是一名退伍兵，当年混迹到丽江的时候过来报名当义工。

我当时说：“你不够牛。”

他说：“好吧，三个月后我回来证明给你看。”

可能每个人对这句话的理解不同，我当时只是想说：“你需要成为一个最起码把实用主义这几个字可以暂时抛到脑后的一个人。”他可能理解岔了，但他做的一件事让我很佩服。他背起吉他去了一个叫罗布泊的地方，他是中国第一个背着吉他横穿罗布泊的男人。他进去的时候体重是110斤，出来的时候只剩92斤。一个男人，像一个骷髅架子一样立在我小屋门口，然后问我：“我现在可以进来了吗？”我说：“来吧，你来当酒吧的义工掌柜吧。”

他就留在了这个小屋，天天往外撵客人。

他觉得你让他不爽了，他往外撵；他觉得跟你聊天没有价值了，他往外撵。这是跟城市里面的酒吧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活得稍微自我一点儿呢？我们逃到了一个几乎是天涯海角的地方，给自己造了一个小客厅，为什么不能只招待我们认可的朋友呢？

大冰的小屋有上千册图书，菜刀在小屋看了很多的书之后，有一天，他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他说，“我希望我接下来的人生有一个转折”，然后他就去了宁蒗的山区，做了一名支教的志愿者，货真价实的支教志愿者。接下来的两年中，他一直在丽江和宁蒗两个地方来回奔波，没有收入，他就定期回到丽江，回到大冰的小屋，然后卖卖自己的碟，卖卖专辑，我顺便给他发一份工资，他靠这个来支付路费以及给孩子们买肉。后来学校运营不下去了，他就狠了狠心，上了一档叫《中国达人秀》的节目，他上去说：“我要给孩子们来挣点儿买肉吃的钱。”

2012年下半年，我发现在康巴地区有一所阿木拉小学，夏天的时候山洪把整个学校给冲毁了。后来，我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募集到一笔重建学校的善款，当时需要一个人进山去把钱和这批物资做一个直接的对接执行。菜刀说，还是我去吧。

他就去了。他之前没有进过藏，并不知道高原反应的滋味。到了康巴藏区以后，他冒着横死雪原的危险，进入德格县岳巴乡阿木拉村。他在那里用最快的速度把学校给修完盖好了，他现在有一个计划，明年开春的时候，去帮孩子们顺便把宿舍也盖好。

菜刀现在依旧没什么稳定的经济来源，依然卖唱在街头。但他很享受这种流浪歌手的状态，他觉得这样会让自己的生活调节得比较简单干净一些。他是个懂得自我教育、自我成长的年轻人，这点很可贵，他必将收获属于他的独一无二的人生，以及幸福感。

那个，我啰唆一句：如果你们碰见他在唱歌的话，我希望你们能够放一张大票子在他面前的琴盒里。

关于流浪歌手的故事，我可以讲上几十个：比如我的那些一路磕着长头，磕到拉萨的流浪歌手兄弟们；比如那些用一只手鼓改变了整个民谣界配器方式的流浪歌手们；比如那些此刻把乐器捆在摩托车的后座上，环球旅行的流浪歌手们；比如那些游走在不同的社会标签之中，但愿意让自己某些时刻当个非实用主义者的流浪歌手朋友们……

除了我的流浪歌手朋友们，还有那么多浪子游侠、过客散人的故事充斥在我的心中。他们的人生和我的人生交错重叠，是我引以为傲的同类，我很荣幸在年轻时曾与他们携手比肩，浪荡过天涯。

想说的说得差不多了，做个结案陈词吧，我之前说了很多过去，最后就唱一唱将来吧：

我希望，年迈时能够住在一个小农场，有马有狗，养鹰种茶花。

到时候，老朋友相濡以沫住在一起，读书种地，酿酒喝普洱茶。

我们齐心合力盖房子，每个窗户都是不同颜色的。

谁的屋顶漏雨，我们就一起去修补它。

我们敲起手鼓咚咚哒，唱起老歌跳舞围着篝火哦。

如果谁死了，我们就弹起吉他欢送他。

这个世界是不是你想要的，为什么那么纠结于它？

简单的生活呀，触手可及吗？

不如接下来，咱们一起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