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艰难的时期一起卖唱的还有后来D调酒吧的路平、跑调酒吧的靳松、小植、凡间酒吧的晴天等等一批人。大家因为民谣音乐相识，后来这些人被誉为丽江民谣的代表，分别开了自己的酒吧或火塘，组了自己的乐队，有了稳定的收入，在豆瓣上开了自己的音乐人小站，开始全国巡演，在地下半地下的民谣圈里一个接一个扬名立万。

往事经年，个中亦有阋于墙的兄弟，而当时那种相互扶持集体劳作，一瓶饮料分着喝的时光却永留我心，故而在记忆里，那个时期的卖唱，有了一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意味，恍如聚义梁山。

大军经常扮演烂好人的角色，有些初到丽江的歌者找到他，希望和他结伴卖唱，他从不懂得拒绝，等到人家轻车熟路了，堂而皇之地在旁边另立门户，抢白得他没了生意。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猫和虎的寓言故事他亲身验证了一次又一次，只好一次次作战略转移。从最初的大石桥到布拉格门前，到后来的万子桥、三眼井，越退越游人稀疏。他只好靠拉长卖唱的时间来换效益，之前是每天唱两个小时，后来加到三个半。

2008年奥运会前，我回丽江避运，当时路平的D调酒吧已经开得有声有色，之前一起卖唱的兄弟们以D调为根据地，继续着半共产主义的生活。

世俗的眼中，这是一群胸无大志的人们，每天喝茶、弹琴、微醺、恋爱，在青石板路上消磨着寒冷的年华，几乎算是一群站在入世和出世边缘的一群异形。曾经我一度这么认为：大家在一起不过是共同简述一种生活方式，不过是一场慢生活。

我从未听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和我谈起过梦想二字，除了大军。他的那个想法生生地把我吓了一跳。

大军在某个夏天的傍晚对我说：“我想拍部电影。”

这个男人对电影行当策划执行的了解，几乎等同于一个清朝人对高铁运营系统的认知，而且这个男人又是一个那么一穷二白的流浪歌手而已。

我说，你开玩笑吧，你有病吧，你开玩笑也开个靠谱点儿的玩笑哦。你也太吓人了吧，你……

没想到更吓人的还在后面，他居然真的就摸摸索索地开始干了起来。

不知他查了多少百度信息，跑了多少次新华书店，他居然在短短一两个月内完成了一个独立制片人基本应该了解的一切。他从丽江旅游学院找到了一个热血文艺青年当视觉导演，从文联找到了一个同样热血的文艺女中年当编剧，还挨个和一起卖唱的歌手兄弟们打招呼：

“你来当个剧务吧，你来演个角色吧……”他还找开摄影工作室的朋友借灯，找开黑车的朋友借车拉道具。他简直是在赤拳入白刃，空手套白狼。

他那时候把路平酒吧的二楼当成临时办公室，那里连张桌子都没有，大家盘腿坐着整夜开会。我参与过一次他的剧本策划会，我相信除了我以外，那都是一群一辈子没开过几次会的人（除了小学班会），策划会开得和相亲茶话会似的，小桌子上摆着花生和类似喜糖的东西，每个发言的人居然还都一本正经地起立，发完言还集体鼓掌。他们把路平的账本拿来，在反面记录会议纪要，当书记的人字不好，写了一会儿就不认识自己之前写的字了，于是撕下来重写。每撕一张，路平就一哆嗦，撕一张就一哆嗦。

剧本讲的是一个丽江混混和一个孤儿院病童的故事。一大一小两个人，两条平行线偶尔交错，然后小孤儿在丽江混混身上寻觅父爱，丽江混混为了病童，去履行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承诺。失去生活方向的中年男人、垂危的孩子，两个人彼此颠覆了对方痛楚的人生。

剧情不是多么起伏跌宕，也没什么矛盾冲突，算基本成立吧。但论及分镜头方案的时候，简直是要把一锅海鲜疙瘩汤泼了一地，各种不靠谱的想法纷纷暴露了出来：他们计划把家用DV绑在竹竿上当摇臂，用滑板代替轨道车，居然还画了分镜头画稿，上面中景接中景接中景……我坐了一会儿，觉得这基本是在扯淡，我怕管不住自己的嘴，忍不住会大放厥词，就偷偷先行尿遁了。一下楼，看见路平默默地坐在火塘边，捧着残缺的账本，默默运气。

后来，路平在片中饰演了一名反派。

片子开拍的时候我去了新加坡，在克拉码头和一个叫小钻石的姑娘玩塔罗牌，并学会了调制正宗的“新加坡司令”。再回丽江时，大军的片子快要杀青了。我很惊奇他是怎么做到的，跟着去看了最后的两场戏。大军扮演的是那个丽江混混，有个脏脏的小男孩儿演病童。那个小小的男孩儿像小猫一样乖，眼睛比嘴大，大耳朵薄薄的，几乎是透明的，站在大军身边刚刚到他的腰。

那场戏是拍一次分离：大军和小脏孩儿四目相对，然后各自转身留下背影。按照计划，两个人对视半分钟，转身后分别走出20米出画，但实拍的时候发生了一点儿变化。那个小孩子转身后愣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忘了走，也忘了回头，仿佛整颗心都被摘走了。那种茫然若失，揪心得很，任何导演都难以导出他那副体态神情。我的鼻子忽然酸得很，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最无助的瞬间……四下里一片安静，终于有个担任剧务的姑娘呜咽着哭出声来。

我问：“大军，你是从哪儿找来这么棒的小演员的？”

他说：“我去孤儿院取景，这个孩子趴在栏杆上看着我……他饭量不小，以后一定能长个高个儿。”

我有个小小的疑惑，我不记得丽江孤儿院的围墙有栏杆。但我知道我的兄弟大军不会和我说半句假话。我没再追问，去吧台给他调了一杯“新加坡司令”，他尝了一口问：“你不觉得太甜了吗？”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我想飞》。高清视界、奥运之美，松下高清影像现场电影节四等奖—是这部电影所获得的奖。

出人意料，居然获奖了。

几乎是零投入的公益电影，当然不可能走院线。但据说在部分城市的观影会上反应热烈，由此也引发了一小股针对滇西北地区孤儿院的志愿者风潮，但几乎没人知晓这始于一个丽江流浪歌手的一次疯狂梦想。无论如何，此举善莫大焉。

该大片儿在丽江的一个电影吧里曾放过一次，大家一边嘻嘻哈哈地看，一边啃着瓜子和辣鸭脖。大军也跟着一起看，看了一会儿跑出去啃鸭脖子了。有几个人坚持看到了最后，看完演职员表上自己的名字后，心满意足地走了。

然后，此事告一段落。

奇怪的是，大军之后再没提过自己拍过电影这回事，好像没发生过一样。他的梦想完成了，完成了就放下了，放得还很干净，甚至没当成人际交往时的谈资。

有时候，我不确定大军是少根筋还是足够智慧。行于心而不驻于心，在这件事儿上，他活得比我见过的大多数人都洒脱得太多。

我曾揣测过，是否这个电影里的故事曾经真实发生过，是否真实的主角就是大军。

他或许是因为未能对某一个逝去的小生命完成承诺，才想在光影中虚拟地画上一个句号吧。若我揣测的是真的，那么，那些胡子拉碴满面风尘的男人，内心该是多么的柔软。

那个脏脏的小孩子，后来经常会来找他玩，不怎么说话，只是依偎在他身边。大军给他炒饭一次打四五个鸡蛋进去，还给他揩鼻涕，亮亮的鼻涕丝儿黏在手指上，他一点儿也不嫌弃，仿佛他就是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