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做过一件傻缺的事。

他一直二到现在，或者未来。

他循环不停地二着。

我们一开始卖碟都是找支电熔麦克，跑到朋友酒吧里录现场版，然后把Demo用电脑光驱刻录出来。我们把这种碟叫毛片，取其手段原始、技术粗糙之意。往好里说是原汁原味，但给专业音乐制作人听的话，无异于一次性饭盒里盛着夹生饺子、没褪干净鸡毛的黄焖鸡。可一般购买者谁在乎这个啊，再说民谣听的是歌词内涵，本就和技术品质没太大关系。

我坚持以上看法和想法，一直到现在都懒得在配器和录音上下太大功夫，即便录歌也万分抵触各种Midi手段。

他却不，卖了两年毛片后，轴劲儿上来了。不过是一个日日混嚼谷的流浪歌手，却把所有的积蓄全部拿出来，东求西告地筹钱，奔成都，跑广州，租录音棚，买版号，托朋友找知名的音乐制作人，自己监棚给自己录制专辑。他花干净了身上的每一分钱，带着母带一路搭顺风车回丽江，饿得马瘦毛长，一见面就和我抱怨广州的碗太小菜太贵。

我听了下他录制的这张专辑，叫《风雨情深》。厚厚的外壳，铮亮的黑胶盘，制作精良，内外兼修，编曲和录音不亚于一个出道歌手的专辑品质。我问他共多少钱，他说没多少。

“那到底是多少？”

他假装满不在乎地说：“16万。”

说完，脖子都是僵的。

16万！一辆Smart微型车的价钱，一套发烧单发，一个二线歌手一场商演的报价。一个中产阶级或许可以满不在乎地报出这个金额，但无产阶级的大军你满不在乎个什么劲儿啊你？16万，一张碟你卖50元，卖3200张碟你才能回本。你能保证丽江天天不下雨吗？这里半年是雨季！你能保证琴被没收的时候，碟片不会被没收吗？

我替他心痛，马后炮地骂他：“花个一万两万元的品质比之前的Demo好点儿就行了，你有几个钱能糟蹋？你不需要打榜，又不需要拿金曲奖。”

大军很包容地看着我说：“可那是我自己写的歌啊。”

我形容不出那种眼神儿，好像他是个戴红箍的，我是个随地吐痰的。

“那好吧，那我帮你推推歌吧，说不定哪一首忽然爆红网络，半个季度你就回本了。你说好不好，我说，你觉得呢？唉，我和你说话呢，大军……”

他“嗯嗯嗯”地应承着，聋子都听得出那种敷衍。“你和我敷衍个什么劲儿啊！你又不用担心欠我的人情。你不是缺钱吗？你是缺钱还是烧钱？”我知道他是个没什么世俗野心的人，但作为一个在实用主义者中长大的人，我不是很明白这些折腾所为何求。

后来我发现，这次折腾只是刚刚开始。

新碟出来后，他继续以卖唱为生，计划着还完了债，攒够了钱再出第二张！他甚至已经把第三张碟的封面都找人画好了。我计算了一下投入产出比，回想了一下自己认识的那些心狠手辣的理财经理，没有一个黑心理财经理的手段有大军对他自己狠。他是跟钱有多大仇啊，摁着自己脑袋，大头儿朝下往井里栽。

一起卖唱的兄弟们一个接一个地开店了，一个接一个地在丽江租得起院子了，他依旧在三步一亭、五步一岗的流浪歌手们的夹缝中讨生活。他自己给自己规定了每天的销售额度，每天下半夜才收工回家蒸饭，每天卖唱的时间几近五个小时。

或许是因为品质的提升确有药效，他名气慢慢地越来越大，开始有人慕名来听他唱歌，主动买碟。我后来认识一些朋友，很会唱歌，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可以好到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称王称霸，在“快男超女”的舞台上加冕桂冠，可如果把他们都放在没有反送音箱的街头，我坚信没有人能唱得像大军那样动听，一个都没有。

你见过不做作不装逼不孤傲清高也不谄媚满脸的流浪歌手吗？

当下的大军就是。他唱歌的时候简直可以用不卑不亢来形容，你若给他鼓掌，他面带微笑，宠辱不惊。他收钱的时候几乎是一种理直气壮，他说：“我的碟好啊，什么电脑都能放出声音来……”他说这句话时，我常常暗暗咽下一口血，眼前飞过一只乌鸦，尾巴上拴着个牌子，上面写着：16万元。

自从开始卖新碟，他就变得很有亲和力，甚至会很自信地赞美认真听歌的人们：“哎呀，谢谢你专门来听我唱歌，我的碟好啊，什么电脑都能放出来……你长得这么漂亮，你是从成都来的吧。”

在他的脑子里，所有漂亮的姑娘都是从成都来的，哪怕人家讲的是广东话。

关于姑娘，我知道和他有关的故事有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