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是我们这个古老帝国尽人皆知的传统，每年开春，皇帝都要假模假式地举行籍田仪式，在众宦官的搀扶下，扶一下犁头，假装自己耕田啦。大臣们也会时常上书，说点重视耕稼，不误农时什么的老生常谈，每朝每代都如此，一点新意没有，却乐此不疲，像是被输入了同一个程序。重农的另一面是抑商，不仅皇帝不能对商人表示好感，大臣们在论及耕稼之艰的时候，都免不了要贬抑商人（大概也是程序设好的），好像农夫的辛苦，就是因为商人们做了买卖。两汉的时候，商人是有市籍的，明文规定，绫罗绸缎不能穿，所谓市籍，就跟今天的农业户口差不多，一种非农性的歧视，不得为官为宦。唐代，商人子弟，不能参加科举，除非走后门。后来，商人地位高了一点，但依旧士农工商，排在最后，摆明了属于社会的“末业”。

重农意味着崇本，抑商，意味着抑末，农为本，商为末。不过，凡是被人称为“本”的东西，都不招人喜欢。王公贵族，达官显贵自不必说，就是一般清高的士大夫，总是嚷嚷归耕林下的，也没有什么人真的喜欢真刀实枪地干农活，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对农夫特别推崇，甚至说士农工商的位置该换一换，把农夫摆在前面，可是他罢官之后，也还是进城卖字画了，没有回老家种地。就算那些看起来痴迷田头的老农，恐怕更多的也是出于一种职业的习惯，就像现在我们某些工作狂一样，未必是真的出于内心的爱好。

人们真正喜欢的，反倒是那些被视为“末”的东西，比如戏曲，这是传统中比商还要低贱的玩意，可是人见人爱。宗族开祠堂，祖宗牌位摆在最显要的地方，但是修得最豪华的，却是戏台，美其名曰让祖宗看戏，但大家都知道，实际上是活着的子孙在享受。没有祠堂的地方，每年搭台子也要请戏班子来唱戏，过年过节，尤其免不了。宁可不吃不喝，也不能不看戏，用东北人的话来说，就是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人们第二喜欢的，跟商人有关，那就是街市，在农村，就是集市和庙会。在那里，商人做生意，农民也做小买卖，都说商人奸猾，其实农民也不是省油的灯，买的卖的，都离不开街市。逛街，在哪个朝代，哪个人群，都是种享受，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喜欢，就是什么都不买，什么都不卖，也照样喜欢逛，看看人，南来北往的红男绿女，看看东西，土的洋的稀罕玩意。如果赶上卖艺的，有钱，给人帮个钱场，没钱，给人帮个人场，起哄架秧子，都好。美籍华人学者黄宗智在华北农村调查，发现很多农民，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集市，即使什么都不做，也要去走走。

皇帝也是人，他们跟老百姓其实有差不多的喜好，也有差不多的毛病。看戏不必说，中国戏刚有个模样，人家唐明皇就下梨园打鼓了，难怪后世梨园行尊他为祖师爷。一直到清朝，不爱看戏的皇帝，就跟白乌鸦一样稀罕，猛一点的，如后唐李亚子，还亲自粉墨登场。当然，这属于娱乐活动，人人都爱的，不难理解，有意思的是，皇帝对街市的喜好，也跟老百姓一样，只是碍于身份，没福气像老百姓那样出去逛街，解痒之道，一般是在宫里安设假的街市，始作俑者是汉高祖刘邦，刘邦的老爸被接到长安城后，居于深宫，闷闷不乐，老人家原来跟他儿子一样，整日就是喜欢跟一帮贩夫走卒，酤酒卖饼，斗鸡蹴踘之徒在一起混，进了皇宫，离了街市，固然富贵已极，但人生之乐没了，大概刘邦跟他老爸有同好，于是在长安设立新丰之市，据说连房子、店铺造得都跟老家一模一样，把旧日那些买卖人并街上的混混都接来放进去，各家的鸡鸭鹅狗来了以后，都各自认识自己家的门，于是做了太上皇的老爸大乐，当然，他也乐，估计抽空也去逛逛。

此后这样的皇帝很多，比较出名的像南朝的东昏侯，还在街市里做买卖，亲自掌秤，还有明武宗，他不仅在宫里的街市上玩，还可以玩到真的街市上去。一直到清朝乾隆这里，还在颐和园后面，修了一个伪造的苏州街，将他在江南看到的街市，搬过来，供他聊过市井之瘾。这个假苏州街，现在已经恢复了，只是，里面逛的人，已经变成了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