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幻小说开始

“突然看到在那个令人不安的地方，一片野燕麦，以极其莫名其妙的方式移动，它似乎是被一阵风搅起来的，这阵风不但使野燕麦弯曲，而且还压住了它，使它不能再站起。野燕麦倒下的痕迹正在缓慢地延伸，而且是径直地向我们移过来。”

这是科幻作家安布罗斯·比尔斯写于1918年的成名作中的一段。小说就叫《该死的东西》。甚至是享有盛名的莫泊桑也写过一本叫做《赫尔拉》的类似题材的小说。把这种描绘与别的神秘小说区别开来的，是小说家从一开始就未将其当成神迹，而是在其中追寻另类生命的秘密。从而成为科幻小说中此类题材的开端。

比尔斯不可能解开这个秘密，最后连他本人在墨西哥神秘失踪，连他自身生命消失的时间也成了一个难解之谜。

自古以来，人们就愿意相信另类生命的存在，只因为科学尚未提供更为广阔的视野，就只好去猜度身边的世界。连已经发端的科幻小说也概莫能外。比尔斯这段文字中，已经透露出另类生命带给我们的基本感受：神秘、不安却又难以抑制的好奇。其实，早在这个已经日渐被人遗忘的比尔斯之前，科学的探寻已经把科幻作家的视野引向了星际空间。

火星人

1877年，意大利天文学家斯基亚帕雷利利用行星相冲的时机，绘制了第一份火星表面图。这份图上包括一些复杂的直线图样。他在观测报告中称为“线条结构”，据说是转译为英语时误为“运河”。之后，美国人洛威尔在1894年也把天文望远镜头对准了火星，结果真的绘制出了“运河”与“绿洲”的详细图样。于是，一种说法在人群中广为流传，火星上有生命体居住，文明的火星人能够建造运河系统，从两极的冰帽引水，应付火星上日益严重的干旱。这种情形，听起来像是一种因环境恶化而走向衰落的文明，苟延残喘的文明。

从这种说法中得益最多的却是科幻作家。

正是那种看似科学，却又似是而非的论点，提供给充满好奇心的人们一个巨大的想像空间。想想那种情形，整整一个星球的世界让你去想像。在你想像的夜晚，它就深陷在满天星斗中，高悬在头顶，闪烁着暗红色的光芒。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景象。

凡尔纳曾将想像从地球延伸到月亮。现在的科幻作家们的想像，则一下跳跃到了火星上面。

科幻作家葛雷格在《飞越黄道带》中，就假托一种叫做Apergy的奇异能量使他的太空船挣脱了地球引力的羁绊到达火星。在那里，他让我们见到的火星人与地球人非常相似，却有更进步的文明。

在火星人的题材领域内，科幻大师威尔斯做出了更大的成就。早在1998年，他就完成了《宇宙战争》，在这部小说中，他描写外星人入侵地球，摧毁了整个伦敦，引得群议哗然。这种冲击甚至达到了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引起了一位美国天文学家佘维世的强烈兴趣，他操刀捉笔为威尔斯这部小说写了一个续集，让发明家爱迪生率领一支满载着科学家与新式武器的太空船队，反攻到火星。威尔斯从此成为一个知名人物，出版界对他也另眼相看，其后好几年里，他每出一本书，据称都销掉了上百万册。以后，威尔斯对外星生命的想像并没有就此消失。写于1927年的作品《登月先锋》中，他就想像出一种月球生物，形态介于昆虫与人类之间。

科学与科幻之间，有着一种奇妙的关系。在科学有了预见，又未能证实的时候，正是科幻作家大显身手的机会。等到科学为这一切做出结论，就像云雾散尽的山野，真相完全呈现，我们便失去了臆想的空间。而在科幻小说大行其道的时候，科学探究也正未有穷期。从60年代前苏联向火星发射出第一代探测器开始，到最近美国人发射的火星“探路者”飞船，已经彻底击破了关于火星人与火星文明的神话。当然，科学也没有最终否认火星或太阳系别的星体上存在生命的可能。但那已经是非常低等的东西。而不是人类所希望的那种拥有智慧与文明创造力的生命体。

天外文明

火星梦破灭之时，科技的进步又将人类的目光与想像力同时引向了太阳系外的银河系与整个宇宙。火星人也被更为宽泛的外星人这一说法所替代。

人类生活从来就有神秘生命体的传说在流布，而所谓不明飞行物与外星人目击事件却在宇航事业与天文学取得更大进展后这半个世纪更加频繁。

外星人降临地球，来无声去无踪的UFO，不再是科幻小说与电影的题材，而是在公众生活中颇具权威性的传媒上频频出现。最后，连地球上一些神秘难解的现象：百慕大魔鬼三角，复活节岛的石人像，秘鲁高原上的神秘图像，西欧农场上频频出现的麦田圈，等等等等，凡是一切神秘难解的自然地理现象都可能与外星人的行为联系在一起。这类事件中传而得最活灵活现的，恐怕要算是麦克思维尔的外星人事件。很多人认定是美国军方把坠落的外星人藏匿在秘密的地方。这种传说，甚至被好莱坞科幻巨片所采用，成为影片刺激公众的卖点。比如登陆中国的《天煞之地球反击战》。

外星人在我们的世界如此自由自在地来来去去，又不让比他们更为蒙昧的地球人一识庐山真面目。有人说，科幻对当今时代的一部分人来说，就是他们的宗教。神秘飞行物与外星人对现今的一部分人来说至少也有一种宗教的味道了。

那么，我们真能找到一种地外文明吗？

科幻小说对此显然深信不疑，而科学也对此抱肯定的态度。

天文学家们认为，银河系里可能有数十亿颗行星，每颗都同它的主星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但是条件都比火星要好，也就是说，他们都有可能与地球的环境相仿。这也就是说，要有智慧生命体存在的星体必须满足一些条件。首先，它的质量不能超过地球的2.35倍数，不然的话，其强大的引力将使有机体难以承受。同时，它的质量又不能小于地球的40%，否则引力太小，不能吸附住一层可供生命体呼吸的大气。其次，必须同太阳保持适当距离，不然，生命体要么被太阳烤焦，要么被严寒冻死。再其次，这颗行星上还必须有植物生存，因为没有植物，就没有可供呼吸的氧气。仅从银河系来看，有一定数量的行星来满足这样的条件是完全可能的。生命的产生与进化是非常复杂而充满众多偶然性的选择，最终要走到产生智能生命这一步，看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位天文学家说：“寻找外星生命的历史充满了误导与幻影。”这种理论上可以自圆其说而又缺少实证的领域正是科幻作家驰骋想像的天地。

科幻作家笔下的外星人

研究科幻小说中的外星生命题材的作品，是非常有趣味的一件事情。

一方面，没有科幻作家否认外星生命的存在。这其实是人类孤独感的一种强烈反映。人类只是孤悬在这样一颗最后必然走向终点的蓝色星球上，这与一个人独自生活在孤岛上的状况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这种境况下，没有同类出现时必然会盼望其出现。但到同类真正出现时，又会产生许多恐怖的揣测。这又与人类视他人为地狱的心理定势有关。

所以，科幻小说与科幻电影中的外星人大多是富于侵略性的，是我们的敌人，他们的出现就是为了毁灭地球文明。这些外星人身上，总是最文明的因子与最野蛮的因子混合在一起，而成为一种我们难以理喻的生命体。这种外星人的形象，从威尔斯的滥殇之作开始，即已经基本定型。但读者难免产生疑问，如果外星人都如此强大而好战，那我们为什么要苦苦地寻找他们呢。

还是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与同名小说《E·T》塑造的外星人形象令人耳目一新，使我们看到了与另类生命沟通的希望。也许，这种外星人才是我们真正希望的那一种：足够的智慧与善良，同时，他们孱弱的身体也给了相信体力的地球人足够的安全感，从而使我们轻而易举就喜欢上他们。

比如《E·T》里那个智能超常而体质孱弱，似乎是与天地同在的外星人形象，才是能够与我们共存于宇宙的智慧生命，才是我们盼望的那种好邻居。

遗憾的是，很多时候科幻小说让我们见识都还是穷凶极恶，极富侵略性的外星人或外星生命形象。比如，根据海因莱因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星际战队》，就以现代化的制作方式，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一种外星生命——“虫人”的形象。这种形象也出现在电影《迷失太空》里。所以，很多善良的读者对此感到失望，但是，生命的原则就是竞争，如果没有竞争，就没有进化，这是我们从科学得到的答案。有时，科学就是科学，它一点也不顾及我们的天真与美好想像。

而根据传闻塑造出来的外星人却是一种类人的，没有毛发，睡觉时不会闭上一双又大又亮杏仁眼睛的可爱的形象。而最终的定论当然要等到真正发现外星智慧生命那一天。

我们真能发现外星生命吗？

詹姆斯·岗恩在《茫茫宇宙寻知音》这部小说中，便合情合理地构思出一幅向宇宙深处发射无线电波而获得外星智能生命回应的生动图景。小说中的外星卡佩拉人用无线电波的方式，向我们传送了一幅他们自身身体构造的图像。

1972年和1973年，美国先后发射了先驱者10号11号探测器。它们的主要使命就是飞出太阳系去寻找外星文明，并传递人类文明的信息。上面带有一封访问地外文明的“介绍信”：在一块镀金铝质金属牌上镌刻了人类一男一女的形象，这正为岗恩小说中外星与其它文明沟通的方式惊人地相似。据说，这张名片能在宇宙空间保持几万年之久。

也像岗恩在小说中所描绘的一样，现在，地球上也确实建立起了一个由科学家和天文学家组成的搜寻外星文明信号的专门机构SETI，其中最大的一个研究项目菲尼克斯计划，就是广泛收听无线电信号，接收外星智能生命有意或无意发射出来的信号。该计划采用大型射电天文望远镜对大约一千个左右距地球不到2000光年的星体进行侦听。

对于这一计划的前景，科学家兼科幻作家卡尔·萨根在其风行一时的小说《接触》中，对这一计划的前景表示出了充分的信心。由著名影星福斯特担纲的同名电影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切都使我们相信，人类并不孤独，那个推动了整个宇宙与时间的巨灵之手，在茫茫天宇之中，一定会为我们安排为智慧的邻居。剩下来的问题就只是，它们是恶魔还是天使？威尔斯曾经说过，如果他们说，我们惟一的愿望是“伺候”人类，那么我们就需要认真问一下自己，他们的意思究竟是要煎我们还是煮我们？

当然，当一切都是似是而非的传言与想像之前，我们只是满怀期待，早在半个世纪前，著名的物理学家费米就说：可是它们在哪里？这句话里半信半疑与好奇心不得满足的复杂心情现在也仍然交织在我们心里。

好在，我们总是充满幻想，而且是植根在理性地基础上进行科学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