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无论是多少文字谈论到她，无论多少影视剧里，有那么多演员在进行或者拙劣或者不太拙劣的模仿，最后，所有这一切努力都在她不变的形象前败下阵来。

宋庆龄，在我们这个时代谁也无法谈论，并且永远无法模仿。

这个世界上有少数人，当你面对她，就像直接面晤了命运一样。直接面对的命运很像面对这个世界上很多简单至极却又无比深奥的事物。很多的政治人物昨天在我们记忆里是一种面貌，随着一些人的回忆，随着一些秘密不再成为秘密，今天，他们在我们面前又成了另外一种面貌。比如毛泽东，我在某次电视台节目里就说过，在我的心里就是两个难以合而为一的形象。一个是革命、写诗、打仗的青年毛泽东，一个是在中南海幽深的院落里读二十四史，发动各种思想运动的老年毛泽东。

但当我想起宋庆龄，不论何时何地，就是一种定格的形象。

这种形象的背景，是一张张不太清晰的黑白照片：或者因为长期存放而有些泛黄，或者因为印刷的关系而有些模模糊糊。就是在这种背景里，一个面若满月的含蓄慈祥的母性形象呈现心间。永远是一种紧抿的发型，永远是一面光洁的额头。那永远的一身内敛的黑色，好像从国父孙中山先生逝去那天起，就一直如影随形地，成就她的庄重与娴静了。这种庄重与娴静里，若有若无地还有一丝若隐若现的哀婉。

那就是我们国母的形象了：平和、同情、正义、清洁。在一个强权国度里，不失礼仪与尊严地进退于政治与人生之间。

孙中山在世的时候，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她把自己的青春隐在一个巨大的身影背后。她的爱情就是一种革命性的社会理想。

后孙中山时代，作为一个政治家，她的形象渐渐呈现，但这时，孙中山那样的人物风范已经不再，深谙用兵之道的领袖相继登台。这是一串很长的名单。胡子出身的张作霖，秀才出身的吴佩孚，等等，等等，最后，才是孙中山的学生蒋介石，与以掺沙子方式进入国民党而做过孙部下的湖南人毛泽东。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其所作所为，都足以掩去宋氏的光华。

于是，政治家的宋庆龄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正在通达的姿态，即或在其最具进攻性的时候，也是一种退隐的姿态。于是，分寸、良心、操守，这样一些名词在宋氏的身上很直观地具体化了。但是，这也确定了她抑或以一个政治家的面貌出现，也不能显身于任何一种力量的中心，而永远是在边缘。

在边缘成就一生。

在边缘树立形象。

忍无可忍时，也在边缘大声发言。这时，她会听到来自一些方面的诅咒，同时，就听到来自另一方面的欢呼。之后，她又在边缘陷入了自己的寂寞。甚而至于，到我今天提笔来写下这个名字，都感到了一种寂寞，一种身处闹市的寂寞。所以，不管今天的女人属于什么星座，不论是何种的风云际会，推她到了宋氏的位置上，都绝对不会是这样一种寂寞清静的形象。

现在的风尚是挑战极限。由此怀想宋氏一生，其实也有许多极限：或者在政治上喧闹到极限（亚洲的领袖夫人们特别有些能耐）；或者在个人生活上让女权主义欢呼，让卫道者吐血（想想肯尼迪的遗孀）。但她，只是按了某种特别的指引，把自己定格成了渐渐褪色的照片上那种背景模糊的形象。倾其一生，用在边缘上的声音，召唤良心。更多的时候，她在身处中心的寂寞里直接面对着自己的命运，并按命运的要求，成就了中国人眼中伟大的国母形象。

一个人的一生，用偶然的因子推断，有许多的复杂。如果换一种眼光，用了命运的眼光，居高临下一点，一切都已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