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藏汉混血很多代，且基本不通藏语的人家里，我听了更多不得要领的传说。这些传说在文化上更靠近的不是藏族，而是汉族民间的那种东西了。

好客的主人取来一大块猪膘，把一把刀插在上面时，我从背包里取出从丹巴县城带来的两瓶白酒。倒了一大碗。碗在转着火塘的几个男人手里转了起来。猪膘与刀子传到我手里，我切下一大块，用刀尖挑着，在火上烤得滋滋冒油，油滴到火里，火苗窜起来，把这一圈人的脸都照成铜色的了。火塘里的火，要比头顶吊着的那盏被烟薰黄的电灯更加明亮。

酒过三巡，好几块猪膘已经下到了我的肚里。

主人说：“真没有看出来，哥哥还真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人。”

这时，屋外一阵拖拉机响，不一会儿，一个穿着牛仔服的青年人走了进来。

这是主人家上过高中，却没考上大学的儿子回来了。

主人问今天找到货拉没有。年青人翻了翻眼睛，说，跑了一趟，但路塌方，中途空车回来，一分钱没挣到。他端起酒碗灌了一大口酒，却再没有往下传，酒碗就放在了他的面前。现在，这种文化败落的乡村里，正在批量出现这种乡村恶少。我也是因了酒的缘故，从他面前端过酒碗，大喝了一口，再递到他父亲手上。

这个青年人就发作了。

像刚发现我一样，一双瞪大的眼睛狠狠地盯过来。我的眼睛没有退让，也不能退让。

他的眼睛让开了，又喝了一口酒，说：“你要去什么地方？”

我说：“赞拉。”

“赞拉？”

他父亲说：“就是小金。”

他说：“小金有什么了不起，那天几个小金收药的人过来，叫我们狠狠打了一顿。”然后，他又说了许多威胁的话，他看看我的背包和相机，说：“听说北京和成都有人闹事，现在到处都设了卡子。”

他把我当成从大城市来的人了。他父亲无法制止住这个撒野的、仇恨城市人的小子，只是对我说：“他喝醉了，不要理他。”

我收拾了背包准备离开这户人家，他又提出了又一个问题：“公路塌方了，班车都不通了，怎么样，明天我用拖拉机送你去小金，给两百块钱就行了。”

我当然不会接受这种讹诈。最后，是他父亲将他从屋里赶了出去，而把我留在了他的家里。第二天醒来已经晚了，这家人除了一个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只是微笑，而一言不发的老人，都已经出去做事了。他给我端来一碗茶，用藏话说：“上路的时候，躲着我家那野小子一点。”

我说：“我不怕他。”

老人指指自己的耳朵，说：“我早就听不见了。”

我只好笑笑，和他告别，上路了。两个小时后，我回到丹巴。在招待所里铺开纸写我那篇叫做《野人》的小说。写得闷了，就下了招待所前曲折的石阶，到车站转转。那里依然很安静，树荫静静的，时间就消消停停地团身地里面，一点也不想延展的样子。

于是，又回到招待所写我的《野人》。

那些年里，我特别喜欢在路上的旅馆里写短篇小说。在若尔盖，在理县，在隔丹巴县城不到50公里远的小金县城。写完这篇小说，虽然路还没通，但我应该上路了。

漫游中的写作，在我25岁之后，与30岁之前那段时间，是我生活的方式。那时，我甚至觉得这将成为我一生惟一的方式了。

我又上路了，目的地就是50多公里外的县城小金。

临行前，我给曾是同事和领导也是朋友的小金县委书记侯光打了一个电话。他告诉我说，等我出发走到一半路程叫新桥的一个乡，那里就没有塌方了。他还特别叮嘱，叫我到乡政府打电话给他，在那里吃顿饭，接我的车就到了。

当夜，听着吹过整个县城上空的风声，我很快就睡着了。

睡着之前，我口里念出的却是小金县城以前的名字：赞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