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推理 荒诞的藩篱

深刻的情感,如同伟大的作品,比其有意表达的意义,总是涵盖得更多。内心始终不渝的活动或反感,继续存在于办事或思想的习惯中,这种恒定性所导致的后果,心灵本身全然不知。伟大的情感带着自身的天地,或可喜的或可悲的,遨游于世,以其激情照亮了一个排他性的世界,在那里又找回了适得其所的氛围。忌妒、奢望、自私或慷慨,各有一方天地。所谓一方天地,就是一种形而上和一种精神形态。专一化了的情感,所含的真实,比发端时的激动包含更多的真实。因为后者是未确定的,既模糊又“肯定”,既遥远又“现实”,有如美好赋予我们的那种激动,抑或荒诞所引起的那种激动。

荒诞感,在随便哪条街上,都会直扑随便哪个人的脸上。这种荒诞感就这般赤裸裸叫人受不了,亮而无光,难以捉摸。然而这种难处本身就值得思考。对一个人,我们很可能真的永远认识不了,他身上总有些不可制约的东西,是我们把握不住的。但我几乎能认识世人,从他们的整体行为,从他们的生活历程所引起的后果认出他们。同样,对那些无法着手分析的种种非理性情感,我几乎能界定,几乎能鉴定,无非将其后果全盘纳入智力范畴,无非抓住和实录非理性情感的方方面面,重新描绘其天地。可以肯定,同一个演员,我即便见过一百次,却不一定对他本人有更深的认识。不过,假如我把他扮演的角色归总起来,假如我说,汇集到他演的第一百个人物时,我对他稍有认识了,此话总有几分道理吧。因为明显的悖论也含寓意,具有某种教益性。教诲在于,一个人可以通过演戏,同样也可以凭借自己真诚的冲动,来给自己定位。由此推及,比如一种忍声的低调,又如某些心底无处寻觅的情感,不禁因其激发的行动,因其假设的精神形态,而部分地表露出来,也可以自我定位。读者诸君感觉得出,我这是在确定一种方法。但也感觉得出,这种方法是分析方法,并非认识方法。因为方法意味着形而上,不知不觉表露了有时硬说尚未认识的结论。正如一本书最后的篇章已经体现在最初的篇幅中了。这是难以避免的。这里所确定的方法袒露了胸次:全盘真实的认识是不可能有的。唯有表象可以计数,气氛可以感觉。

这种不可捉摸的荒诞感,我们也许由此可以触及了,在相异而博爱的世界里,诸如智力的世界里,生活艺术的世界里,或干脆说艺术的世界里,因为荒诞气氛一开始就有了。总之,这是荒诞的天地,是用自身固有的亮光照耀世界的精神形态。后者善于把得天独厚而不可改变的面目识别出来,使其容光焕发。

一切伟大的行动和一切伟大的思想都有个微不足道的发端。伟大的作品往往诞生于街道拐弯处或饭店的小门厅。事情就是如此荒诞。与其他世界相比,荒诞世界更能从这种可怜兮兮的诞生中汲取其高贵。在某些境况下,一个人被问及他的思想本质时,答道:“没有任何本质。”也许是一种虚与委蛇吧。至亲好友心里是很明白的。但,假如回答是真诚的,假如回答表示这么一种奇特的心境:虚无变得很能说明问题了,日常的锁链给打断了,心灵再也找不到衔接锁链的环节了,那么这样的回答就变成了荒诞的第一个征兆。

某天背景势必倒塌。起床,有轨电车,四小时办公或工厂打工,吃饭,有轨电车,又是四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同一个节奏,循着此道走下去,大部分时间轻便自然。不过有一天,“为什么”的疑问油然而生,于是一切就在这种略带惊讶的百无聊赖中开始了。厌倦处在机械生活行为的结局,但又是启开意识活动的序幕:唤醒意识,触发未来。未来,要么无意识返回锁链,要么彻底清醒。觉醒之后,久而久之,所得的结果,要么自杀,要么康复。百无聊赖本身带有某种令人恶心的东西。不过这里,我应当得出结论说,百无聊赖也有好处。因为一切从觉悟开始,唯有通过觉悟才有价值。鄙见毫无独到之处,不过是些不言自明的道理:适逢粗略了解荒诞的根源,这也足够了。单纯的“忧虑”乃万事之发端。

同样,天天过着没有光彩的生活,时间是载着我们走的。但总有一天我们必须载着时间走。我们靠未来而生活——“明天”,“以后再说”,“等你有了出息”,“你长大就明白了”。这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挺可爱的,因为终于涉及死亡了。不管怎样,人都有那么一天,确认或承认已到而立之年。就这样肯定了青春已逝。但,同时立即让自己与时间定位。于是在时间中取得了自己的位置。他承认处在一条曲线的某个起伏点上,公开表明必须跑完这条曲线。他属于时间了,不禁毛骨悚然,从时间曲线认出他最凶恶的敌人。明天,他期盼着明天,可是他本该摈弃明天的。这种切肤之痛的反抗,就是荒诞。

较低一个层次,就是诡谲性:发觉世界是“厚实”的,瞥见一块石头有多么的奇异,都叫我们无可奈何;大自然,比如一片风景,可以根本不理会我们。一切自然美的深处都藏着某些不合人情的东西,连绵山丘、柔媚天色、婆娑树荫,霎时间便失去了我们所赋予的幻想意义,从此比失去的天堂更遥远了。世界原始的敌意,穿越几千年,又向我们追究。一时间我们莫名其妙,因为几百年间我们只是凭借形象和图画理解世界,而且这些形象和图画是我们预先赋予世界的,又因为从此之后再使用这种人为的手段,我们就力莫能及了。世界逃脱了我们,再次显现出自己的本色。那些惯于蒙面的背景又恢复了本来面目,远离我们而去。同样,有些日子,见到一个女人,面孔熟悉,如同几个月或几年前爱过的女人,重逢之下却把她视同陌路,也许我硬是渴望使我们突然陷于孤独的那种东西。但时候未到哇。唯一可肯定的:世界这种厚实和奇异,就是荒诞。

世人也散发出不合人情的东西。在某些清醒的时刻,他们的举止模样机械,他们无谓的故作姿态,使他们周围的一切变得愚不可及。一个男人在封闭的玻璃亭中打电话,听不见他的声音,但看得见他拙劣的模拟表演。我们不禁自忖:他为什么活着。面对人本身不合人情所产生的这种不适,面对我们自身价值形象所感到的这种无法估量的堕落,正如当代一位作家所称的那种“恶心”,也就是荒诞。同样,在镜子里突然看到有陌生人朝我们走来,或在我们自己的相册里重新见到亲切而令人不安的兄弟,这还是荒诞。

最后我要讲死亡了,要讲我们对死亡的感受了。在这一点上,话已说尽,切戒悲天悯人,是为得体。然而再叫人惊讶不过的是,大家都活着,却好像谁也“不知道”活着似的。这实际上是因为缺乏死亡的体验。从本意上讲,只有生活过的,并进入意识的东西,才是经验过的。这里不妨勉强谈论他人死亡的经验,是一种代用品,一种智者见地,对此我们从来没有信服过。悲怆的约定俗成不能叫人心悦诚服。恐惧实际上来自事变毋庸置疑的层面。时间之所以使我们害怕,是时间展现数学般的演示,答案出自演示之后。所以关于灵魂的种种漂亮说法,在这里至少要稍为接受经验法对其对立面的检验。耳光在僵体上留不下痕迹,灵魂已经消失了。历险这个基本的、关键的层面构成了荒诞感的内容。无用感在这种命运的死亡阴影下萌发了。数学般血淋淋的规律支配着我们的生存状况,对此,任何道德、任何拼搏都无法先验地得到辩解。

重复一遍,上述的一切,人们翻来覆去讲过了。我只不过做了个粗略的归类,指出显而易见的主题。这些主题贯串一切文学和一切哲学,充斥日常谈话,没有必要再杜撰了。但必须把握这些显而易见的情况,然后再探讨至关重要的问题。再强调一遍,我感兴趣的,主要不在于发现种种荒诞,而是荒诞产生的结果。假如对这些情况确信无疑了,难道还需要作结论吗?到什么地步才算没有漏洞呢?是应当自愿死亡,抑或死活抱着希望呢?有必要事先在智力上做一番同样粗略的清理了。

精神的首要活动是区别真假。然而,思想一旦反思自身,首先发现的,便是一种矛盾。强词夺理是不管用的。几百年来,对此道没有人比亚里士多德演绎得更清楚更漂亮了:

这些观点不攻自破,其后果经常受人嘲笑。因为,肯定一切都是真理,等于肯定对立面的肯定,其结果等于肯定我们自己的论点是谬误(因为对立面的肯定不容我们的论点是真理)。但,假如说一切都是谬误,这种肯定也是谬误了。假如宣称只有与我们对立的肯定才是谬误,抑或只有我们的肯定才不是谬误,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接受无数真的或假的判断。因为谁提出真的肯定等于同时宣布肯定就是真理,照此类推,以至无穷。

这种恶性循环只是一系列恶性循环的第一种,而精神在反省自身时,便卷入这个系列旋涡,晕乎乎迷失了方向。上述悖论,简单明了得不能再简单明了啦。不管何种文字游戏和逻辑绝技,理解首先便是统合。精神深层的愿望,甚至在最进化的活动中,也与人面对自己天地的无意识感相依为命。所谓无意识感,就是强求亲切,渴望明了。就人而言,理解世界,就是迫使世界具有人性,在世界上烙下人的印记。猫的世界不同于食蚁动物的世界。“任何思想都打上人格的烙印。”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别无深意。同样,精神竭力理解现实,只有把现实概括成思想术语时才自感满足。假如人承认世界也能热爱和受苦,那么人就会心平气和了。假如思想在现象的幻境中发现一些永恒的联系,既能把现象概括为单一的原则,又把自身归纳为单一的原则,那就算得上精神至福了,而精神至福者的神话只不过是可笑的赝品。这种对统合的怀念,对绝对的渴望,表明了人间戏剧最基本的演进。然而,说怀念是个事实,并不意味着怀念应当立即得到缓解。因为,假如在跨越欲望和摄取之间的鸿沟时,我们赞同巴门尼德,肯定单一(不管是怎样的单一)这个现实,那么我们就坠入可笑的精神矛盾中,这是一种肯定大一统的精神,并通过肯定自身来证明自己与众不同,进而声称能化解分歧。这又是一种恶性循环,足以抑制我们的希望。

上述依旧是些不言自明的道理。我再次重申,这些道理本身并无新意,令人感兴趣的是可以从中引出的结果。我还知道另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那就是人必有一死。可以数得出从中引出极端结论的智者。本散论中,必须自始至终作为参考的,是我们假想知道的和实际知道的之间存在的不变差距,是实际赞同和假装无知之间的不变差距;假装的无知使我们靠理念活着,而这些理念,倘若我们真的身体力行,那是会打乱我们整个生活的。面对精神的这种难解难分的矛盾,我们恰好要充分把握分离,即把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创作划开。只要精神满怀希望在固定的世界里保持沉默,一切就在精神怀念的统合中得到反映,并排列得井然有序。但这个世界只要动一动,就会分崩离析,无数闪烁的碎片自告奋勇地来到认识的眼前。不必抱希望有朝一日会重逢这个世界亲切而平静的表面,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安宁。继那么多世纪的探索之后,继思想家们那么多次让贤之后,我们心明眼亮了。就我们的全部认识而言,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除了职业的唯理论者,人们如今已对真正的认识不抱希望了。假如一定要写人类思想唯一有意义的历史,那只得写人类世代相继的悔恨史和无能史了。

确实,我能说“我知道”谁的什么和什么的什么。我身上的这颗心,我能体验到,并判定其存在。这个世界,我能触及也判定其存在。我的学问仅此而已,其余有待营造。因为,假如我竭力把握我所确认的这个我,并加以定位和概括,那么这个我只不过是一手掌的水,会从我的指缝流走的。我可以把“这个我”善于做出的各种面孔一张张描绘出来,还可以描绘别人给予“这个我”的各种面貌,包括其出身、教育、热忱或沉默、伟大或卑劣。但不可以把面貌相加。这颗心即使属于我,我也永远无法确定。我对自己存在的确信和我试图给予这种确信的内容,两者之间的鸿沟,永远也填不满。我永远是自己的陌路人。在心理学上,如同在逻辑学上,有真理又没有真理。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其价值等同我们忏悔室里的“要有德行”。两者既流露怀念,也表露无知。无非拿重大的主题做游戏,是毫无结果的。这些游戏只在符合近乎确切的尺度时才说得过去。

瞧,比如树木吧,我熟悉树木的粗糙、水分,嗅得出树木的气味。草的芬芳,星的馥郁,夜晚,心情舒坦的某些晚上,我怎能否认我体验到了强而有力的世界?然而,地球的全部科学,压根儿不能使我确信这个世界是属于我的。你们给我描绘世界,教我归类世界。你们列举地球的规律,在我渴求知识的时候,我同意地球的规律是真实的。你们剖析地球的机制,于是我的希望与之倍增。末了,你们告诉我神奇美好又多姿多彩的宇宙归结为原子,而原子又归结为电子。所有这一切好得很,我等着你们继往开来。但你们又对我讲解一种见不着的星球系统,其中不少电子围绕一个核团团转动。你们用形象向我解释世界了。于是我看出你们是在做诗,那我就一辈子也弄不清楚了。我还没来得及发火,你们已经改变理论了,难道不是这样吗?这么说来,本该教我懂得一切的科学在假设中结束了,清醒在隐喻中沉没了,不确定性在艺术作品中找到归宿了。我先前需要付出这么多努力吗?与之相比,山丘柔和的线条和夜晚摸着激跳的心的手,教给我更多的东西。我明白,如果说我通过科学懂得现象并一一历数,我却不能因此而理解世界。即使我用手摸遍全球的高山峻岭,也不会知道得更多。你们让我在写实和假设之间选择,写实是可靠的,但对我毫无教益,而假设硬说对我有教益,却根本不可靠。我对自己对世界是陌生的,唯一的援助,是用某种思想武装起来,而这种思想一旦肯定什么就否定自身;我唯有拒绝认知和摈弃生命才能得到安宁,而且好胜的愿望总是在藐视其冲击的藩篱上碰壁,这是怎样的状况呢?有志者,必挑起反常现象。一切就绪,按部就班,就等着出现中了毒的安宁,那正是无忧无虑、心灵麻木或致命的摈弃所造成的。

智力以自身的方式也让我明白世界是荒诞的。作为对立面的盲目性,徒然声称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而我则一直期待着证据,一直期待着理性有理。但尽管经历了那么多自以为是的世纪,外加产生过那么多振振有词的雄辩家,但我清楚此说不对。至少在这方面,恕我孤陋寡闻,是不走运的。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性,实践的或精神的,所谓决定论,所谓解释万象的种种范畴,无一不使正直的人嗤之以鼻。与精神根本不搭界。被否定的精神,真知灼见是受到束缚的。在这种难以估算而有限度的天地里,人的命运从此有了意义。一个非理性族群站起来了,周匝而围,直至终了。荒诞感恢复了明智,如今又得到了协调,于是清晰起来了,明确起来了。我说过世界是荒诞的,未免操之过急了。世界本身不可理喻,我们所能说的,仅此而已。所谓荒诞,是指非理性和非弄清楚不可的愿望之间的冲突,弄个水落石出的呼唤响彻在人心的最深处。荒诞取决于人,也不多不少地取决于世界。荒诞是目前人与世界唯一的联系,把两者拴在一起,正如唯有仇恨才能把世人锁住。我在没有尺度的世界里历险,所能清晰辨别的,仅此而已。就此打住吧。荒诞规范着我与生活的关系,假如我把这种荒诞当真,假如我心中充满在世界奇观面前激动不已的情感,充满科学研究迫使我具备的明智,那么我就应当为这些确认牺牲一切,就应当正视这些确认,并加以维护。尤其应当据此而规范我的行为,不管产生什么后果,都紧跟不舍。我这里讲的是正直性。但我要求事先知道思想是否能在这些荒漠中成活。

我获悉思想至少已进入这些荒漠,在那里找到了面包,明白了先前只是靠幻象充饥的。思想给人类思考最迫切的几个主题提供了借口。

荒诞从被承认之日起,就是一种激情,最撕心裂肺的激情。但,全部的问题在于人是否能靠激情生活,还在于是否能接受激情的深层法则,即激情在振奋人心的同时也在焚毁人心。这还不是我们将要提出的法则,而是处于上述体验的中心,会有时间再谈的。不如先承认产生于荒漠的主题和冲动吧,只要一一列举就行了。这些东西如今也众所周知了。这不,一直就有人捍卫非理性说的权利。传统上存在一种说法,叫委曲求全的思想,这个传统一直没有间断过。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次数太多了,似乎不必再批判。然而我们的时代一直出现反常的体系,想方设法绊倒理性,仿佛理性果真一直在向前进哩。但这不等于证明理性有多大效力,也不等于证明理性的希望有多强烈。从历史上看,两种态度始终存在,表明人的基本激情,把人左右夹攻得苦不堪言,又要呼唤统合,又要看清会受藩篱的重重包围。

然而,也许从来没有别的时代像我们时代这样对理性发起更猛的攻击。自从查拉图斯特拉大声疾呼:“偶然,这是世上最古老的贵族。当我说没有任何永恒的意志愿意君临万物万象时,我就把最古老的贵族头衔还给了万物万象。”自从克尔凯郭尔得了不治之症时说:“这病导致死亡,而死亡之后什么也没了。”荒诞思想的主题层出不穷,有意味深长的,也有折磨人心的,抑或至少非理性思想和宗教思想是如此,这种微妙的区别是至关重要的。从雅斯贝尔斯到海德格尔,从克尔凯郭尔到谢斯托夫,从现象学者到舍莱尔,就逻辑和道德而言,整整一个智者家族,因怀旧结为亲戚,因方法或目的而反目,他们千方百计阻挡理性的王家大道,想方设法重新找到真理的通途。此处,在下对那些已知的和体验过的思想作个假设。不管智者们现在或过去有什么抱负,他们统统从那个无法形容的世界出发。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矛盾,二律背反,焦虑或无能为力。他们的共同点,恰恰是迄今人们所披露的主题。必须明确指出,对他们也不例外,尤为重要的是他们从发现中引出的结论。这非常重要,有必要专门研究。眼下只涉及他们的发现和他们最初的经验。问题只在于证实他们的亲和力。假如硬要论证他们的哲学,是可以把他们共同的氛围烘托出来的,并且不管怎么说,这也就足够了。

海德格尔冷峻地审视了人类状况,宣告人类生存受到了凌辱。唯一的现实,是生灵在各个阶段的“忧虑”。对迷途于世的人及其排遣而言,这忧虑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恐慌。但恐慌一旦意识到自身,便成为焦虑,即清醒者永久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生存重新抬头”。这位教授使用最抽象的语言,手不发抖地写道:“人类生存的完整性和局限性比人本身处于更优先的地位。”他对康德的兴趣在于承认康德“纯理性”的局限性,在于对自己的分析作出结论:“世界不能再向焦虑者提供任何东西了。”这种忧虑,他觉得实际上大大超越了推理的范畴,以至于脑子里老惦念着,嘴巴上老唠叨着。他列出忧虑的方方面面:当平凡的人千方百计使忧虑普遍化并使之越来越沉重时,烦恼便显现了;当智者静观死亡时,恐惧便显露了。他不把意识和荒诞分家。死亡的意识就是忧虑的呼唤,于是“存在通过意识发出自身的呼唤”。死亡的意识就是焦虑的声音,要求存在“从消失重新回到芸芸众生中来”。对他自己也一样,不该高枕无忧,而必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置身于荒诞世界,接受着荒诞世界的可殁性,在废墟中寻找自己的声音。

雅斯贝尔斯对一切本体论都绝望了,因为他硬要相信我们失去了“天真性”。他知道我们无所作为,做什么也不能使表象的致命游戏升华。他知道精神的终结便是失败。他沿着历史赋予我们的精神历险,磨蹭踯躅,无情地识别出各种体系的缺陷,识别出挽回了一切面子的幻觉,识别出不遮不掩的预言。在这颓败的世界,认识的不可能性已被论证,虚无好像是唯一的现实,无援的绝望,唯一的姿态,于是他试图重新找到通向神秘天国的阿丽娅娜导线。

谢斯托夫独占一方,一直从事单调得叫人钦佩的著作,始终不懈地朝着同样的真理奋进。他不断指出,最严密的体系,最普遍的理性主义,到头来终将在人类思想的非理性上碰壁。任何不言自明的道理,哪怕含讽刺意义的,任何对理性不敬的矛盾,哪怕令人嗤之以鼻的,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唯一使他感兴趣的事情,实属例外,那就是心灵史或精神史。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死囚经验,通过尼采式的精神激剧历险,通过哈姆雷特式的咒语或易卜生式的苦涩贵族德行,他探索着、指明着、提升着人类对不可救药性的反抗。他不把自己的一套道理用在理性上,带着几分毅然决然,开始涉足毫无色彩的荒漠,在那里一切确定性都变成了石头。

他们中间最有诱惑力的恐怕是克尔凯郭尔,至少他的部分经历比发现荒诞更吸引人:他体验了荒诞。“最可靠的缄默不是闭口不言,而是张口说话。”写下此话的人,一开始就确信任何真理都不是绝对的,都不能使本身不可能实现的存在变得令人满意。一通百通的唐璜(尼采语),他多次更换笔名,矛盾百出,既写出《布道词》,也写下《诱惑者的日记》这样一本犬儒主义唯灵论的教科书。他心里感到的那根刺,不是用来平息痛苦,相反是用来唤醒痛苦,怀着甘当受难者的那种绝望的欢乐,一点一滴地制造受难者:清醒,违拗,装模作样,就是说制造魔鬼附身者的系列。那张既温存又冷笑的面容,那些随着发自灵魂深处的呐喊而旋转的陀螺,就是荒诞精神本身与超越它的现实所遭遇的情景。克尔凯郭尔的精神冒险,导致了付出昂贵代价的丑闻,开始时就非常糟糕,是一种没有自身背景的体验,被打回最原始的自相矛盾中去了。

另外,在方法上,胡塞尔和现象学家们极尽夸张之能事,在多样性中重组世界,否定理性的超验力。精神世界难以估量地随着他们而丰富起来。玫瑰花瓣,公里数坐标或人的手所具有的重要性与爱情,欲望或万有引力定律相同。思想,不再意味着统合,不再是以大原则的面目使表象变得亲切。思想,就是重新学习观察、关注,就是引导自己,就是以普鲁斯特的方式把每个理念和每个形象变成得天独厚的领地。离谱的是,一切都是得天独厚的。能为思想正名的,是对思想的极端意识。胡塞尔为使自己的方法比克尔凯郭尔或谢斯托夫的更为实证,从根本上就否定理性的古典方法,破除希望,把直觉和心灵的大门打开,输入层出不穷的现象,丰富得有些不合人情。这些道路,要么通向一切科学,要么什么科学也通不到。就是说,此处手段比目的更为重要。问题仅在于“对认知的态度”,而不在于慰藉。再说一遍,至少在根子上是如此。

怎能感觉不到这些智者根深蒂固的亲缘关系?怎能觉察不到他们聚集在独自享有却痛苦得没有任何希望的领地呢?我坚决要求,要么一切向我解释清楚,要么什么也别解释。况且理性面对这种心灵呐喊是无能为力的。精神被这种要求唤醒后,一味探索寻求,找到的只是矛盾和胡言。我不明白的东西,就是没有道理的,于是世界充满了非理性的东西;我不明白世界的单一含义,于是世界只是个非理性的巨物;只要能说一次“这很清楚”,于是一切就得救了。但,这些智者竞相宣告,什么也不清楚,一切都是乱糟糟的,于是他们接着宣告,世人只对包围他们的藩篱保持着明智和确切的认识。

所有这些经验配合和谐,相互交替。精神走到边界,必须作出判断,选择结论。那里便是自杀和找到答案的地方。但我把探求的顺序倒过来,从智力历险出发,再回到日常举止。以上提及的体验产生于须臾不该离开的荒漠,至少应该知道体验到达何处。人奋斗到这个地步,来到非理性面前,不由得内心产生对幸福和理性的渴望。荒诞产生于人类呼唤和世界无理性沉默之间的对峙。这一点不应当忘记,而应当抓住不放,因为人生的各种结果都可能由此产生。非理性,人的怀旧以及因这两者对峙而凸显的荒诞,就是悲剧《三人物》,而此剧必须与一切逻辑同归于尽,之后,才能出现某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