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建立的10周年，我本想借此机会总结一下我对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看法，但没有时间准备，所以只能即席讲一讲我目前在思考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活思想。

10天前我刚从山东考察回来。在山东考察了沂蒙山区，了解山区发展的情况是我此行的目的。另外附带还参观了曲阜的孔庙、孔府和孔林，又到泰安登泰山，靠缆车上了南天门，遥望十八盘，自叹年高难攀，衰老由不得人。我想了很多，从登山我想到了建设中国现代化的艰巨性，也想到了建设一门学科的艰巨性，哪里谈得到从心所欲。

10年前重建中国社会学的时候，我就给自己规定了个任务，就是跟上中国农村变革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步子，认识它，认识这种变革和发展，并将它们记录下来。应该说，这10年是我一生中最好的10年。我利用一切给我的机会，每年都出去跑，出去看。现在除了西藏和台湾没有去外，其他省、区几乎都跑遍了。西藏是医生不让去，怕我身体吃不消，台湾是时机还不成熟。10年来，我马不停蹄地跑，越跑越觉得自己跟不上时代变革的步伐。

1989年我在《四年思路回顾》中对珠江三角洲城乡发展模式曾做了初步分析，现在看来已经很不够，太简单了。于是今年3月初，我又抽出10天时间，到这地区的顺德县（今顺德市）做重点访问。返程中顺便还在东莞和番禺停留了一下。对珠江模式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并写了《珠江模式的再认识》。

4月下旬，我又到了浦东。龙是中国的象征。“龙的传人”已经进入歌曲。中国怎样才能真正变成一条龙？我看只有把经济全面发展起来，才能成为个名副其实的大国。这需要一个总体战略设想。这条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大龙得有个龙头、龙身和龙尾。我看形势，或者可以说龙头就是上海。长江是一条可以带动整个内地发展的脊梁骨。龙尾有两端，长得很。一端在西南，以攀枝花和西昌为中心的南方丝绸之路；一端在西北，以兰州为中心，西出阳关的亚欧大陆桥。这是一个中华大龙的总格局。只能有了一个总格局，才能讲各地区的发展怎样配合，才能讲一个个中国人应当怎么办，才能讲每个人自己的位置和出路在哪里。

前两年许多外国朋友为了庆祝我80岁生日，在东京举行了一次研讨会，讨论我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我在会上宣读了一篇文章叫《人的研究在中国》，主要讲我一生研究中国农村中应用的比较方法，发表在《读书》杂志1990年第8期上。至于人的研究，内容很广，可以从人们的身体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所接触到的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说不到有多大分量。

这次到了孔庙我才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文化中对人的研究早已有很悠久的历史。孔子讲“仁”就是讲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孔子的家族现在已经到了76代了，这说明中国文化具有多么长的持续性！“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要破坏孔庙，群众不让，被保护了下来。为什么老百姓要保护它？说明它代表着一个东西，代表着中国人最宝贵的东西，这就是中国人关心人与人如何共处的问题。

海湾战争之后人们已注意到战争造成了环境污染，认识到了人与地球的关系。这是生态问题。地球上是否还能养活这么多人，现在已经成了大家不能不关心的问题了。这是人与地的生态关系，但最终还是要牵连到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反映在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国与国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这才是第一位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很好地提出来研究，看来人类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足够的觉醒。

到泰安之前，我去了邹平县。邹平是梁漱溟先生当年搞乡村建设的基地。我去给梁先生的墓上坟，明年是梁先生100岁纪念。梁先生的墓建在半山上，视旷眺远，朴实如其人。这说明邹平的老百姓尊敬他。他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会永远纪念他。梁先生在邹平7年，从事乡村建设实践，大力开展乡村教育、推广科学技术，改良农村经济，取得了一定成效。梁先生的主要观点之一是强调中国文化有它自己的特点，他把世界文化分成三种模式，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这三种文化造就了三种人生态度：西方人注重物质外界，力图改变环境，满足生活的物质需要；中国人不尚争斗，力谋人与人之间友爱共处，遂生乐业；印度人则纠缠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永远调协不了的矛盾里。西方人讲了科学，促进了生产，发展了生产力。这是好的，但还有一面就是这种态度既可活人又可杀人。他们忽略了人与人之间应当怎样相处。

我们中国人讲人与人的相处讲了3000年了，忽略了人和物的关系，经济落后了，但是从全世界看人与人相处的问题却越来越重要了。人类应当及早有所自觉，既要充分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更要明白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才能共同生存下去，现在南北关系是很不合理的。第三世界中的中国，人口就占全世界人口的1/5。而发达国家在世界上同样占1/5的人口却占用了4/5的资源。这样的世界上人与人怎么能和平相处下去呢？21世纪是一个危险的世纪！这一点应当引起重视，如何进一步研究它，也值得考虑。

我从30年代开始研究的是如何充分利用农村的劳动力来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物质资源的利用和分配还属于人同地的关系，我称之为生态的层次。劳动力对于财富的占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我个人的研究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跨出这个层次。现在走到小康的路是已经清楚了，但是我已认识到必须及时多想想小康之后我们的路子应当怎样走下去。小康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人与人的关系的变化，进到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这个层次应当是高于生态关系。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新的名词，称之为人的心态关系。心态研究必然会跟着生态研究提到我们的日程上来了。

生态和心态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常说共存共荣，共存是生态，共荣是心态。共存不一定共荣，因为共存固然是共荣的条件，但不等于共荣。

人们心态正在发生着变化，心态的关系及其变化由谁来研究？目前，文艺界正在接触这个问题，作家们用小说的体裁来表现人们的心态，但还没有上升到科学化的程度。怎样上升到科学化？弗洛伊德做出了尝试，但他却从“病态”来研究人的心态，这是从反面来探索的路子。我们需要从正面来研究，谁来研究？过去是孔夫子，他从正面入手研究心态，落入了封建人伦关系而拔不出来，从实际出发而没有能超越现实。他的背景是春秋战国时代，那是中国古代的战国时代。现在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代，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在呼唤着新的孔子，一个比孔子心怀更开阔的大手笔。

我们这个时代，冲突倍出。海湾战争背后有宗教、民族的冲突；东欧和原苏联都在发生民族斗争，炮火不断。这是当前的历史事实，在我看来这不只是个生态失调，而已暴露出严重的心态矛盾。我在孔林里反复地思考，看来当前人类正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孔子了。新的孔子必须是不仅懂得本民族的人，同时又懂得其他民族、宗教的人。他要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目前导致大混乱的民族和宗教冲突充分反映了一个心态失调的局面。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自觉。考虑到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心态的人今后必须和平共处，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不能不为已不能再关门自扫门前雪的人们，找出一条共同生活下去的出路。这使我急切盼望新时代的孔子的早日出现。看来我自己是见不到这个新的孔子了。但是我希望在新的未来的一代人中能出生一个这样的孔子，他将通过科学，联系实际，为全人类共同生存下去寻找一个办法。

这个孔子需要培养，我们应当学会培养孔子。要创造一个环境、一种气氛。这个时代在思想上理论上必然会有很大的争论，在争论中才能筛洗出人类能共同接受的认识。在这种共识的形成过程中中国人应当有一份。各国都应当有自己的思想家。中国人口这么多，应当在世界的思想之林有所表现。我在宜兴的新闻发布会上曾说过：中国是了不起的，中国的土地养育了50个世纪的人，50个世纪一共养活了多少人？现在活着的有11亿，还要盼望它再养活50个世纪的人。这不是值得研究的奇迹么？我们不要忘记了历史，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们中国人没有停止过创造和发展；有实践，有经验，我们应当好好地去总结，去认识几百代中国人的经历，为21世纪做出贡献。

这些都是我坐在车上穿行孔林时的飘忽的片片思绪。我想到我对人的研究花费一生的岁月，现在才认识到对人的研究看来已从生态的层次进入了心态的层次了。但在这方面，我还能做出什么成就呢？泰山十八盘，我只能望而兴叹了。

刚才社会学系的同志在发言中谈到社会学的发展要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实际相结合。这都很对，但要落实，必须具体化，要善于研究发生在周围的变化。许多东西在我们的周围还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我们却往往没有感觉到。只有紧紧抓住生活中发生的问题，多问几个为什么，然后抓住问题不放，追根究底，才能悟出一些道理来。

北大社会学经过10年的努力，我们大家在这个小小的园地中做了许多工作，我希望经过努力，在我们的新一代中出现几个懂得当“孔子”的人。

1992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