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提到了“秩序”二字，在我们抵抗分类的书房里——是的，秩序的幽灵无孔不入，仍时时飘荡在我们书房空气之中，这我们难以完全消灭，但只要我们做得对，我们便有机会在我们书籍的地盘上驯服它，让它像禁锢在神灯里的巨人精灵般，长相吓人，却贴心地问我们：“主人，你要我帮你做什么？”

全世界几乎每个人都曾梦想有这么个神灯精灵，在这个世界尚未说服我们的年幼时光。

分类秩序的难以消灭，是因为它原来是我们叩问浑沌世界的方法，是我们思维展开的路径及其必要组织方式。彻底的自由，绝对的无序，说起来境界迷人，但在实践上不仅仅是书房里某一本书找不到的问题而已，而是思维根本就无从发生无法踏出任一步，这让我们想到翁贝托·艾柯在《玫瑰的名字》书中神学模样却记号学实质的探问：“如果说上帝是全然自由的，这和讲他是不存在的，有不同吗？”

因此，书册横七竖八的书房，秩序不仅还在，而且还非在不可，只是它不该只有一种，一治而不复乱（这是中国古来最糟糕的幻想之一），而是依着阅读者层出不穷的疑问一次又一次建构起来的。不同的疑问，组合了不同的书群，改换并呈现新的秩序面貌，当疑问中止、失败或暂时被搁置沉睡，书就回归成无用而自由完整的本来面目，本雅明的面目。

历史资料阙如，我们无从得知本雅明是不是真的永不收拾他随意置放的书册，但我个人是会整理的，每隔一阵子总得整理个一次，也许说是“搬动”更对一些——近些年来，每写一篇文章（这几年来我个人疑问的最主要表现形式），之前我总得先找出一批和书写题目相干的书，有新买新读的，也有因此书写得重读的旧书，但这个事前的模糊想像和预备的书单永远不够，随着书写的进行、疑问的展开，总随机地从书架上吸下来更多的书到地板上，一旦文章完成，疑问暂告一段落（疑问从不曾真正解决过），地板上的书便是山洪暴发的骇人景象，完全是霍布斯所说放任自由的必然可怖结果，霍布斯就是太怕这个，才转头拥抱那有森严秩序的怪物国家。

旧文章去，新文章来，地板上的书便得搬动更换了，这其实是很惆怅的一刻，你曾和一本书如此专注地相处并对话，它也不吝地将某个美好无匹的面向开放予你，但此刻它又再次阖上了，像再找不到入口山洞的桃花源，咫尺天涯。当然，你心里明白，他日某一个新的疑问袭来，它仍会像闻听正确咒语再次打开的禁锢之门，但不可能是原先这道路径、这幅图像了，它成了一本不一样的书、不一样的世界，却似曾相识。

最近一次，我结束了有关契诃夫和屠格涅夫小说的书写，知道接下来的文章题目和美国神迹似的大法官制度及其两百年动人历史有关，于是原来的《巴赫金全集》、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赫尔岑自传《往事与随想》、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以及诸如昆德拉、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人的一堆精彩文论云云，连同一卡车旧俄小说家的全集，便得让位给诸如《杰斐逊传》、《伊甸的号角》、《联邦党人文集》、《不得立法侵犯》、《宪政与权利》、《第一个新兴国家》、《法意》和《利维坦》等书了。奇怪有一本我猜想一定用得着而且日前才又匆匆读过的书怎么也找不到了（这是不分类不收拾书房的必要代价，但可以忍受），那就是昔日法兰西了不起政论家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上下两册，我手中的版本还是早年美国今日世界出版社的原初中译本，大学时在光华商场的旧书摊很便宜买到的——今日世界出版的一些大美国观点的书，对我个人，以及我们这一代人，有相当特殊的启蒙意义，是我们年轻时踮脚瞻望外头世界的一个奇异窗口，因为它由美国老大哥在背后撑腰，彼时对言论出版神经质管制的国民党政府就是管不到这里来，于是我们漏网般可念到像《论美国的民主》这样直接讨论民主政治的书、《湖滨散记》这样无政府主张的书、《美国工会制度》这样有左翼联想的书，当然，还有《白鲸》以及福克纳、海明威的小说。

最终，托克维尔的这部书还是在地板上找到，压在十六巨册的契诃夫全集最底下。我翻开有狗耳折页的地方，上卷第三十三页第十行，有我用红笔画的线，是一句这样的话：“作者的真诚，提高了他语言的力量。”这原是托克维尔用来讲十七世纪初刚刚上岸的清教徒史话的，在面对新大陆只有上帝没有亲友故乡的无垠土地，当时的史家摩尔顿以极虔敬的宗教语言记忆了这段历史，托克维尔给予的赞美之辞。

原来如此。我当初之所以留它在地板上还刻意做了注记，心里想的大概是契诃夫素朴但真诚明澈的文字吧。但后来实际的书写过程之中，心思一定被偶然引上别条道路去了，没真的用上这句话，还完完全全给忘了。

顺此记忆再溯源而上，我想起再之前写奥尔特曼电影《谜雾庄园》的引介文字讨论贵族与仆役阶层时，也引用了托克维尔此书的另一段话。那是托克维尔谈到原住北美的印第安人时的一番感慨，他说印第安人贫穷、无知，但绝不卑劣，因为他们平等而自由。托克维尔精彩地指出，贫穷无知的人之所以陷入卑劣的悲悯境地，通常来自于他们得和富裕文明的人接触相处，他们心生不平，却不得不卑微地仰赖这些高高在上的人存活，这令他们自卑，更时时激怒他们。因此，“人们在贵族国家比在别处粗鲁，在华丽的城市比在乡区粗鲁。”

我开心不已地顺势再读一次托克维尔，他在我想契诃夫时和我对过话，在我谈英国贵族阶级社会时给过我启示和印证，如今在美国违宪审查的宪法守护神大法官制度的此一疑问上头，仍得持续参与持续发言。同一本书，连着三个天南地北的话题，在足球场上，这样神奇的演出，我们称之为“帽子戏法”。

熄灯睡觉时，托克维尔这回就躺在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文集》上头，我明天伸手可及之处，托克维尔的任务未了，它还“有用”，暂时还不可回书架上，回复它完整自由的本来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