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北京东直门外有窑坑，就是烧窑后废弃的大深坑，坑里积满了水，可以游泳。那水初入很浅，突兀一脚就不见了底，常有戏水的孩子淹死在里面。窑坑是东城的母亲们谈之色变的所在，一听说谁家的孩子上窑坑了，脾气再好的妈妈也得给下水者一顿臭揍。秃子常带我到坑里去游泳，他把他的裤子脱下来，灌满了气，套在我脖子上给我当救生圈，然后他就自己扎他的猛子去了，再不管我。窑坑的水虽然浑浊但很凉爽，在里头泡着常有没掉尾巴的小蛤蟆和一种叫作野狗子的小鱼儿围着你钻来钻去，它们用小嘴顶我，顶得我直痒痒，抓它们也抓不着。胡同里的小三也要跟我们上窑坑，秃子不带，小三就把我们的行径向我妈告了密，我妈一听脸都吓白了，再不让我们出东直门。但我们是有腿的，她根本限制不了我们，往往利用她中午睡觉的空当，我和秃子就溜出去了，出了门除了把小三狠打一顿以外，接下来就是不带拐弯地直奔东直门外的窑坑了。

晚上回家，妈问干什么去了，秃子当然要说瞎话，我也跟着说，我说瞎话的本事都是跟他学的。我妈也不是那么好哄的，妈自有妈的招儿，她用指甲在我们皮肤上轻轻一刮，就一切真相大白。原来，下过水的皮肤一刮有白印儿，反之则无。我们身上白印儿豁然，瞎话立时被戳穿，于是每人的屁股上就结结实实地挨了几掸把子，好在我们俩都不在乎，我们脸上的皮比屁股厚。

有了刮印儿的检验，我们生出了反检验的策略，窑坑南边有服务学校，游完泳我们到学校的自来水管子底下猛冲一气，回家就什么印儿也没有了。后来秃子又知道服务学校的学生还义务给人理发，于是他每天冲完了凉水就坐到那大椅子上，让那些学生给他那狮子狗一样的脑袋吹风、抹油。我也不能例外，便让学生们给梳小辫，今天梳个小抓鬏，明天梳个螺丝转儿，样儿天天换，喜得我妈逢人就说：“这个秃子呀，真会带妹妹，看把丫丫的小辫梳得多精巧，连我都比不了。”可是，学生们并不满足只是吹风梳小辫，人家练的是理发，于是，动员之下我和秃子的脑袋不得不做出牺牲：他被人家推成了光葫芦，我去了小辫变成了一个汉奸一样的大中分。

他成了名副其实的秃子，我成了不伦不类的假小子。

我们这一对宝手拉着手走进家门，让正吃饭的叶家人全体当时就喷了饭。我五姐不容分说，把我们俩拉到照相馆亲自和我们合影，照了一张绝妙的相片：

梳分头的我在中间兔儿爷一样地坐着，一脸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赖相，秃子人模狗样地站着，不知又在想什么坏主意，那个主事又出钱的姐姐则受气包儿一样蹲着，护驾般地显出了小心翼翼的谦恭，这样的安排是我的意思。几十年后，五姐成了老太太，她看了这张照片说当时的我太霸道，使叶家的大小顺序整个颠倒了，在照相馆也使出了王八的本性，讨厌极了。

还是说窑坑的事吧。

我们的皮肤日益乌黑发亮，我妈纵然划不出印儿来也觉得有诈，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老太太治人的招数真是绝得不能再绝了，她找出自己的图章，逢到午睡，就先在我和秃子身上盖满了“陈洁茹”，然后放我们出去随便跑，再不怕我们下水。

这下真把我们整住了，一个夏天，我和秃子身上都是红章累累，惨不忍睹。

后来我和秃子住到颐和园的三哥处，颐和园知春亭南有游泳场，我们正企图脱离鞍绊做入水蛟龙美梦的时候，我妈的图章也和我们同时到了三哥手里。

三哥秉承我妈的旨意，也往我们身上盖“陈洁茹”。不同的是，我妈是家庭妇女，时间宽裕，可以细细盖来，连我们的屁股蛋儿上都得一边一个“陈洁茹”。三哥则不然，三哥得上班，他没时间在我们身上花工夫，只在我们的脑门上匆匆盖上一排就走了。

我和秃子顶着一排红印坐在游泳场看别人游泳，来来往往的人，谁看见我们都乐，我们也很着急，因为我们下不了水。时间长了，秃子到底经不住水的诱惑，下了湖，他在水里始终仰着脑袋，几圈下来，头上红印依然，很经得住检验。于是我也学着他的样子，仰着脑袋游泳，久之，那脑袋竟沾不上水了。

就是现在我游泳也是抬着脑袋，不但脑门，连头发都不带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