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我和秃子的活动范围不在地面而在半空中，在房上。

那时候北京还没这么多高楼，灰色的平房一片连着一片，脚也不挨地，有时能从这条胡同蹿到那条胡同去。上过房的孩子都知道，房顶的世界与平地绝不相同，妙不可言哪！我有一个叫刘箴的外甥，让他妈送来住姥姥家了，他来了就哭着闹着要走，死活不在我们家待，把我妈整得一点儿办法也没有，花了不少零钱买好吃的哄他，怎么也哄不住。刘箴管我叫姨儿，管秃子叫舅舅，于是舅舅和姨儿就把小家伙弄上了房。上了房的外甥初时惊恐万状，趴在房脊上不敢动，像只大壁虎，后来在我和秃子的撺掇、鼓励下敢从北房转到南房了，后来又敢从套间跳过茅房骑到别人家的院墙上……没出三天，这孩子就让我们训练得在房上如走平地一般的利落了。在房上藏猫猫比在地上藏猫猫过瘾，无论是藏的还是找的，那份新奇，那份兴奋，那份出其不意，那份柳暗花明，都让人终生难忘。

一礼拜后我姐姐来接她儿子回家，原以为她儿子见了她，会热情地扑过来，尽诉离别之苦，孰料，她的儿子竟冷冷地在房上接见了她。她儿子居高临下猫一样地趴在房檐上，傲慢地跟他妈谈判：不回家，在姥姥家住完暑假再回去。问为何不回？答曰：回去是楼房，没意思。

我妈不让我和秃子上房，她怕我们从上头掉下来把腿整折了。我爸爸比我妈更会来实际的，他把我们家唯一的木梯子劈了，断了我们上房的路。好像天底下没有能难住秃子的事儿，他从堆房里找来个不用的高花架子，搁在茅房的矮墙边，攀着花架子只需三下就上了墙。上了墙就是上了房，下边的路快走就是了。我的个子小，攀不上那架子，得让秃子在上头拽才行，凭我一人的力气是上不去的。

秃子在房上爱满世界地胡窜，我则不然，我上房的时候要夹个破凉席，带一壶凉开水，捎几本小人书，在房顶的树荫下一躺，小凉风一吹，翻着小人书，那舒坦，甭提了！我妈对秃子上房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倒不是纵容，是压根管不住，对我却看得很紧，她说一个姑娘家，老骑在房脊上算怎么档子事，将来出门子谁敢要哇。我没想过出门子的事，那离我毕竟太遥远。

那天，妈让我把房上的秃子叫下来，我就来到茅房的矮墙下大声喊他，秃子从房拐角探出头来问我有什么事，我当时不知怎的灵机一动说：“妈说让你把我也拉上去。”那天秃子有点儿缺心眼儿，他就没想想我妈会不会下这样的指示，听了我的话，秃子二话没说就把我拽上去了。我上去了，他却下来了，把我一个人丢在了房顶上。我在上头待得很无聊，竟不知不觉睡着了。天快黑了，我妈找不着我，急了，以为我让拍花子的（一种专门拐卖小孩的集团）给拍去了。一家人都没吃饭，四处找，连西城的亲戚家都问过了。秃子也没头苍蝇似的东一头西一头地跟着瞎找，他压根忘了把我拉上房这件事。我爸爸跟我妈闹，说她连个孩子也看不住，我妈只是哭，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醒了，不知怎的，我就是不想暴露自己，就是不想言语，看着他们着急的样子，我甚至有些幸灾乐祸，我觉得很快活，因为这时候在这个家里所有的人都在想着我。我不再是个被人遗忘的、无足轻重的“王八丫丫”，我是叶家一个丢失了的大人物！

破例地，我那天从房上下来没挨打。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秃子已经退休了，每日为那些红盐白米伤神，为儿子们操心，再不是当年那个淘气的小男孩了。我每年都回北京，见到步履蹒跚的老哥哥拄着拐杖在藏满童年故事的旧宅里走来走去，一种亲切之情便油然而生。傍晚，西天晚霞凄艳，我和秃子站在院子里环视我们的家，房子虽然旧了，却依然高大，顶端竟与霞光相接。我看着两鬓斑白的秃子说：“当初真不知咱们是怎么上的房？”秃子笑笑，反问我：“要是今天让你再上坑里游泳，你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