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辑 文学杂谈 从短文开始写作

《三千万》是我的第一篇小说,在《人民文学》发表后,曾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小说发表后,一些人认为能在顶级刊物发表处女作,一定通过了某种关系。关于此事我从未用文字说过。现在说,也是由于与这篇小说不相干的原因。

1980年,正是大批知青上大学的年代,还在工厂当工人的我并不想上大学,于是将写小说当成改变命运的一个途径。《三千万》写好后直接寄给《人民文学》,当时并不认识编辑部的任何编辑。大约一个月后收到回信,因为是下班时收到的,未来得及拆。当晚厂里要放电影,回家匆匆吃过晚饭,拿着凳子到空场上占座。二十多年前外省文化生活极少,看电影算是享受,但也就是找片空地,前面拉一块大白布,人们各拿板凳找地方坐下,单等天黑开演。

信是等待电影开场前拆开的。之所以未及时拆信,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初学写作,稿子的命运如何,在我有很大悬念。黄昏下将信撕开,是一个叫王青风的编辑写的(他至今还在《人民文学》工作),他从大量来稿中发现了这篇稿子,认为有新意,但存在若干不足,希望做些修改。这封信使那时尚年轻的我很有些激动,我至今很感念王青风。

接下来自然是在单位请假去北京改稿,二十多年前的《人民文学》编辑部上上下下对我这样一个“文学新人”给予了非常热诚的接待和鼓励,那时的人情冷暖与世风与今天大不相同。

《三千万》之后,我又陆续写了些中短篇小说。以现在的眼光看,都算不得什么,艺术的不成熟是显然的,想表达的东西也过于直白。我已想好,将来若有机会出文集,《新星》之前的作品都不会选入。说来也有意思,那一时期的幼稚写作倒常常得奖,后来写得好些了,反而没有得过什么奖,倒是不时引起争议。

《新星》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动笔时是1982年秋天,写完交给《当代》,已经是1984年春节过后了。据我所知,一般作者大都经历这样的过程,先短篇,再中篇,再长篇。当然也有例外,一出手就是长篇,如《飘》《红楼梦》《西游记》等。但我想,他们恐怕也会有短篇习作的阶段。

这些年,常有不相识的朋友寄来稿件,动辄十几万、几十万字,希望我提意见并帮助推荐出版社。我在《文学是一条寂寞的小路》中曾劝这些朋友先有温饱,再言写作,得到了很多人认同。但也有些人不解,觉得柯云路言不由衷,“你自己将文学当成事业,为何反劝别人不走这条路?”

我当然是热爱文学的,不单把它当饭碗,还在其中寄托了人生的责任与理想。但我能坚持下来还有一个原因,是这条路对我来说相对顺畅。我从短篇写起,再写中篇、长篇,也有一个成长成熟的过程,对于文学本身的认识和写作技巧也是一步步掌握的。现在看自己早期的作品,即使是许多读者比较认同的《新星》《夜与昼》,我也能看出许多不足。

假如我一上来就写长篇,以那时的“功力”,我还驾驭不了大的社会性题材,即使下很大功夫,用好几年时间,也不大可能成功。接下来的命运肯定是不断被退稿,即使我坚持,所谓“败不馁”,可能至今也难发表什么作品。

这也算一点体会吧。

常有人被退稿后抱怨编辑们不负责任。《新星》的责编章仲锷先生是我的好友,是相当敬业的,在职时曾编发过大量优秀作品,用“编辑家”形容他一点不为过。我曾看过他编发的一些稿件,上面圈圈点点,通顺句子,删繁就简,改错别字,处处可看到他对稿件的润色,而这些劳动通常是“幕后”的,是不计报酬也没有名分的。他也曾发牢骚,说到一些作者对编辑的误解。有人在稿件寄出前特意将最后几页做某种粘连,或在某一页夹带发丝之类,以测试编辑们是否认真逐页看过稿子。若稿件退回时,看到粘连处并未打开,或发丝还夹在原处,会很受伤害,觉得不被尊重。但编辑们也有苦衷,用章仲锷的话说:“一盘菜端上来,色香味是否俱佳,并不需要把它全部吃完就可得出结论。一篇稿子,我可能只翻阅一部分就知作品能否造就,而不需要全部看完才能下判断。”

写出这些,是希望热爱文学的朋友们少走弯路。即使你热爱写作,欲将之定为终身追求的事业,也不要一上来就尝试鸿篇巨制。最好从短文开始,一点点掌握写作的技能和规律。成功了知道为什么能成功,失败了也知道为什么会失败。即使有小小的挫折也能面对。

你努力了,心存着对未来的美好向往。你从短文处先得到小小的成功,这些小成功既是积聚写大作品的能量和经验,也是信心和激励,再一步一个脚印,“积小胜为大胜”,直到有一天,写出心目中的伟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