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书生犀星的“独特美学”

去年夏天,室生犀星在轻井泽忽然轻微发烧,卧床养病,病名是肺炎。事实上,在肺炎的前面应该加上“老年”两个字。然而,不论是病名,或是其他任何事物,我都不想把“老年”二字,套用在犀星身上。因为犀星直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都不曾是个“老人”。即便不知从何时开始,有颗肿瘤在他的肺里面愈长愈大,不停地折磨他,使他无法再执笔写作,更夺走他赏览事物的欢乐时光,他依然使出浑身的力量,与那颗肿瘤奋战缠斗,一直到那壮烈的最后一场对决,他终于筋疲力尽,将生命交给那颗灰色肿瘤的最后一刻,犀星都不曾当过片刻的“老人”。

由于癌细胞转移到脑部引发了轻微的麻痹症状,导致犀星再也无力握笔。在钢笔从他手中滑落的那个瞬间之前,他勤于笔耕墨耘,不曾停歇。犀星宛如一只嘴喙尖利的秃鹰,暂将黑翅收敛于背上休憩半晌,待得心舒体畅的时候到来,他便张翼展翅,吐出生命,成就了他那伟大而耀眼的事业。室生犀星捎给我的最后一张明信片上是这么写的:

小心别着凉了,工作时留意保暖。我也会穿暖些,慢慢写点东西,请别担心。

这最后的一封信,让我心痛不已。

直到生命的终点,犀星的文字仍然充满青春的活力;而他的容貌、模样、步态亦同样散发出青春的活力。他讨厌别人说他老,他厌恶别人说他高龄七十了,可我偏偏不时在他面前脱口说出“老爷爷”这几个字,因为我根本没把犀星当老人看待。但是犀星常在我们提到“老爷爷”这个语词时面露不悦,有时还会抗议。

有一天,我在犀星面前碰巧提及某人,说了一句:“那位应该已经七十岁了吧。”结果犀星半是玩笑地说道:

“别老七十长七十短的呀!”

我心想,惨了,又说错话了。其他人似乎也都有同样的想法。某位负责出版社宣传刊物的女孩也曾告诉过我,她从没把犀星大师当成老爷爷,所以无意间脱口说出这个字眼时,顿时暗自叫糟。

去年五月中旬,犀星即将前往轻井泽的某一天,我一如往常在下午三点左右来到犀星家,呆愣地坐着等候晚餐。朝子小姐起身去厨房张罗晚饭以后,只剩下我一个孤零零地陪坐在犀星的身旁。这虽是幸福的时光,也是最令我无措的时刻。

犀星倏然站起身来,并且说道:

“带你去瞧瞧马込古道吧!”

我忽地想到,该不会是犀星要带我去散步吧?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幸运!但若是我误会了意思而贸然起身,不免有些尴尬,不禁犹疑了片刻,却见犀星已快步走向檐廊,反手把软质腰带扎紧些,正要步下庭院。我赶紧跟着起了身。家里有个叫阿好的女佣,从藏放在檐廊下的木箱里取出了一双木屐摆放整齐。他穿着似乎是黄色八丈绢的双层和服,罩一件常穿的青色外褂,手杖随着身子微微摆动,舒适地趿着屐齿已显磨损的木屐,发出喀啷喀啷的脚步声,率先走了出去。我也跟着随行。此时,我的脑海里浮现一句古意盎然的话,也许是中国的古言——“退避三尺,不踏师影”。从现代的观点看来,这种想法确实过时,可我当时一心遵循那个古时的礼仪。生于明治年间的人,有时不免忽然想起一些过时的规矩。话说回来,这样的礼仪已经融入犀星日常的言行举止里,偶尔才会显现出来,或许当我待在犀星身旁时,不自觉地接受到这种强烈的暗示吧。

我诚惶诚恐略退一两步跟在犀星身旁,亦步亦趋。少了提包拎拿的一双空手,只得轻叠在身前,那模样好比皇室权贵的随从宫女。犀星露出了“为什么要跟在后头走呢?”的不解表情,费劲地频频转头,有一搭没一搭地找我聊谈。

就这样,我走在一条奇妙的路上。日落前白晃晃的阳光,洒满整条路,照亮了我不曾看过的世界。铺在马込小径上的石子,一颗颗都变成我没看过的奇形怪状。我在这片清朗的白亮之中,低头瞧一瞧地上的小石子,又抬眼望一望夹道屋墙里探向路面的绿意。

那股奇妙的感觉,来自于犀星带着我,并且是单独带着我一个人,走览马込古道。这条道路,充满了荣耀。况且,沿途还隐藏着犀星文章里的秘密。犀星那双格外炯锐的眼睛,此刻就在我身旁发挥着观察力,使四周的小石子、墙角、绿树,全被施上一层妖魅的氤氲,顿时幻化成奇异的世界,在朦胧之中逐渐浮映出来。我不禁想到,犀星便是在这散步的途中,于路旁的绿荫枝桠间,将《女人》里面的诗作一字一句并排罗列再交错置换,予以解构重又将其组合。于是,我开口问道:

“这附近,一定处处都有老师大作的秘密吧?”

“没吧。”

犀星假装否认,过了一会儿又把手杖高高举起,为我讲解树木的名称等等。

车子不时从对向驶来。这年头的车子,任何一辆看起来仿佛都将碾过孩童或撞飞老人后径自逃逸,令人发指。每当车子驶近时,犀星便会张开持杖的右手还有左手,像只蝙蝠般横挡在我的身边,护着我不被车子撞到。我每每被犀星的这番举动吓得胆战心惊,与此同时,亦感受到犀星彻底排拒“老迈”的念头,极度厌恶被讲老了的心情。我暗忖着不能当面阻止犀星这种举措,只得盘算着万一真有危险时,必须迅即与犀星交换位置以免发生意外,就这样一路留神小心。

犀星既不是“老年人”,更不是“老作家”,而是一位青春的老书生。犀星不仅拒绝被当成“老人”,他也拒绝被尊为文坛的长老与老大师。他没有自家用车,还亲自上鱼铺买鱼,充分展现出身为青春老书生的气魄。昔日贫寒的犀星和声名显赫的犀星,同时并存于他的脑海里。然而,不同于时下盛行的基于虚荣的道德,他不是为了刻意表现给别人看,所以才牢牢记住;而是无法忘却昔日的贫穷,与彼时尚未成名,如同虫蚁般的自己。

不仅如此,失恃的悲戚,亦不曾稍离犀星的心口。那颗心,就像一只贝壳发出寂寞的声音,久久回荡不去。往日的贫困,默默无名、阮囊羞涩、犹如虫蚁般的自己,还有对母亲的缅怀,全都留驻在犀星的心底。他亦将这份关怀,转而投注在他的弟子和来访编辑的身上,甚至是蛇与金鱼的身上。

三月一日,大约在那令人难过的最后一次住院的十天前,我在犀星的书房里。当时约莫接近晚餐的时刻,电灯已经点亮,整个房间笼罩在昏黄的光线中。我原本像只欣喜的小虫子,在犀星明亮的房间里光荣地同享这股光亮。电灯的明亮光线,反射式电炉发出红宝石般的红色光线,以及瓦斯暖炉燃着的橘中透蓝的火焰,交互映照着华丽的和室。然而,就在我听到了犀星的病名是肺癌的刹那,一切从我面前骤然消失,眼里只剩下一个坐在昏黄光线下的犀星。我隐藏起半信半疑的表情,试着装出愉快的模样。某天,在同样昏黄的光线下,嵌有方形窥窗的拉门上,映出了穿着大衣的礼子女士的身影。我立刻瞧见了提在她手上的塑料袋里装着金鱼,明白了她特地为犀星买来了金鱼。

“是红的?还是花斑的?”犀星问道。他的声音干涩。

“红的和花斑的都有。”

“是吗。”

犀星依然坐着不动,没有起身探看。过了片刻,朝子小姐来和我聊谈,谈话间,突然听到了“当啷”一声,似是犀星撞到了什么的声响,两人立时忧心地看向犀星那边。

什么时候,犀星变得这样的皮包骨了呢?他的背脊和肩头消瘦隆起,只余下独特的阔肩骨架,从腰际以下软垂无力,半转过去的坐姿看似快要拦腰折成两半了。他面朝拉门的玻璃,探看着昏暗的走廊。方才那个声响是当他改换姿势时,身体撞上了某件摆在拉门旁的东西。犀星就这么维持这个姿势好半晌,一动不动。犀星很想瞧一瞧金鱼。他心想,“说是红的和花斑的,不晓得长啥样”。犀星心里念着那两条刚买的金鱼,被装在难以呼吸的透明塑料袋里,黑夜里一路提着回来,再倒进陌生的新家水缸里,不知道过得好不好?是否正活力十足地在水中悠游呢?他方才想的就是这个。一思及此,便再也坐不住,直想立刻探探情况,无奈他连站起身或推开拉门的气力,都没有了。

我望着身穿黑色斜纹哔叽布双层和服,瘫坐着几乎要撞向拉门的犀星背影,看见他对亡母的思念,与他儿时于清贫中成长的体验所形塑出来的“独特美学”,仿佛蜜糖一般,沿着屋檐边一点一滴淌落下来,在犀星的心里蓄积盈溢,而今一泻千里,浩荡壮阔。

我认为,犀星飞身冲向文学,不顾一切地扭绞踹踩,将文学撂倒压制于下,这时的他具有如秃鹰般的锐利强悍;但不写文章时的犀星,对母亲的惦念和对女人的思慕便如糖蜜般,在那深谙“独特美学”的心里不停积淀以致满盈,这时的他,只是一个悲伤的孤独人而已。

原载于昭和三十七年(1962)五月《群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