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序

千家驹教授是当今大陆上数一数二的老牌经济学权威，也是30年代“文运”“学运”时代为那时青年马首是瞻的“老北大”——胡适的学生。1981年夏季，我返乡葬母，顺便应约在芜湖的安徽师范大学讲演，那时赤日炎炎，校方用四架大电扇向我直吹，仍是汗下如雨，当时大礼堂讲台之下则挤得水泄不通，炽热之情，更难忍受。看到当时听众的热情，又想到“大跃进”时，我们安徽的“贫下中农”饿死，儿时农村伙伴几乎死亡殆尽，一时悲从心中起，乃提出大胆的批评，说得我自己也声泪俱下。好在天气太热，用手帕在脸上擦个不停，别人看来也不知道是汗是泪。讲演既毕，听众学生对我起立欢呼，久久不停。讲后心情稍安定，深觉情绪过分激动，可能使居停主人和招待我的朋友们为难。当我向他们提出歉意时，孰知安徽师大的朋友们颇为开朗，说我虽然情绪激动，内容倒并不“过火”，原因是前不久千家驹教授曾来讲演，也是对经济工作上的错误的批评——内容和我讲的“大致差不多”。这一消息，当时对我倒是个不小的震撼——大陆上竟有如此教授，敢讲我这个华侨所敢讲的话！千家驹教授我在大学时代便心仪已久，但对他老人家脱帽致敬，这还是第一次。我觉得这样的老知识分子“有种”！

今年4月中，李又宁教授打电话给我说，千家驹教授抵纽约访问，并指名要约我碰碰头。我想与又宁联合做东，请他伉俪午餐，而又宁不许——她坚持“独请”，不过她倒要我开车去接他们一下。我因为知道千君是胡适之先生的得意门生之一，所以就顺便带一本拙著《胡适杂忆》请他指教。千公伉俪访纽时间短促，我们都忙乱不堪，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共同时间向他再次请益了。孰知别后逾月，忽然收到千教授自东京寄来的长函。读之大喜过望，读后等不及吃午餐便执笔写此短序；也来不及向千先生写信请示，便把他的长函寄给新闻出版界的朋友们发表了。这点我得向千教授道个歉。

千教授这位胡适的“大门生”（一个老“犹大”），在这封信对我这个胡适的“小门生”实有无限的启发，也证实我对胡先生很多点重要的看法。人无十全，树无九枝，胡适之先生是人不是神，怎能十全十美？再者，人心之不同、人识之不同，亦各如其面，张三说美，李四则不一定也认为是美。30年代中的青年，对“胡适”的看法已是“两极分化”。当时的左翼青年如千家驹者，便认为胡适“臭名昭彰”——原因是：胡适对社会的观察不够深刻，对社会的实况不了解，他就无法使青年思想从“左”变“右”。但是胡适是历史中人，而历史却不是只局促于二三十年的社会现象。起胡适、鲁迅等于地下，让他们在80年代再开个社会现象辩论会，其结论又何于欤？这就不是三两万字所能说得清的了。这是学术界、思想界的大事，同苏雪林教授、胡颂平先生等哪能说得清呢！

不管我们这些“胡适的学生”对我们共同的老师的看法是怎样的不同，但是我们都有个共同的结论：适之先生为人之高风亮节，对学术研究之忠贞不贰和尊重，对门生后辈之爱护提挈，看看千家驹这位胡学“叛徒”这封信——山高水长，这样的学者老师，中国历史上究有几人！？

1985年5月17日下午1时

唐德刚附志于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办公室

千家驹函

德刚先生：

纽约一聚，快慰平生，惜以时间短促，未能畅所欲言。拜读尊著《胡适杂忆》，对胡先生的评论，可谓入木三分。胡先生是个书生、学者，但非政治家，更不是政客。我对胡先生的了解，自然没有您那么深刻。但胡之于我，却有知遇之恩，使我终身难忘。1932年，我将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我在学生时代，就在一些当时二三流的刊物上写点文章，以骗取一点稿费。一次我写了一篇题目为“抵制日货之史的考察并论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文章，发表在某一刊物上，大意是说，从海关报告册上考察，大凡抵制日货的第二年或第三年（当时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经常发生抵制日货的群众性运动），日货输入反而激增，这不能怪中国国民的“五分钟热度”，实因中国工业不发达；所以根本之图，应该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使中国工业化云云。主办这个刊物的是一个姓凌的小政客。有一次，胡先生刚好在去南京途中与凌某同坐一个车厢，胡无意中读到我的文章，他就问凌某：“千××是谁的笔名？”凌答：“这不是笔名，他本姓千。”胡又问：“千在哪儿工作？”凌答：“千是北大学生，还没有在大学毕业。”胡大为惊讶，认为一个大学生有这般水平，实在了不起，他回北平后一定要找我。后胡回到北平，与吴晗谈起（吴是胡的高足），吴晗是我同乡、同学，又同年，与我为莫逆之交。吴就介绍我去见胡适。胡问我毕业后准备去哪里工作，我说，我工作还没有着落呢！胡自告奋勇，主动介绍我去陶孟和先生所主持的社会调查所工作。社会调查所是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的一个独立研究机构，陶孟和氏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他对胡一向尊重，经胡一介绍，当然就成功了。但后来陶孟和一打听，我是北大学生会的一个头头，是北大著名的捣乱分子，可能是共产党。陶先生便踌躇起来了，他又去问胡适，胡回答说：“捣乱与做研究工作是两码事，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况且一个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经胡这么一说，陶无话可说，于是我的工作便定下来了。可见胡是明知道我的政治立场而坚决介绍我进研究所的。后来他在《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驳斥“毕业即失业”之说，认为一个人只要有本领，大学毕业绝不会失业，并举两例来证明：一是某人大学未毕业即被一研究所定去；一是某人大学未毕业就有两个大学抢着要。前例指我，后例指吴晗，虽未指名，实则影射我和吴晗，人皆知之。这就未免以偏概全，以个别事例否定整个社会现象，胡氏这种逻辑，是为我所不能同意的。

我进社会调查所后，我建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以翻译世界名著为务）翻译马克思《资本论》（当时——1933年——中国尚无《资本论》全译本）。胡亦同意，并由吴半农译第一卷，我译第二卷，均由英译本转译，译好再互相校对。吴译了第一卷的三分之一，我译了第二卷的三分之二。因编译委员会与商务印书馆订有统一合同，所有译书均归商务印书馆出版，我们拟分卷出版。哪知译稿交去后，商务印书馆老板王云五怕国民政府禁止，吴译稿已印就而不敢发售，我的译稿已校对清样而未予付印。现在吴译本存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图书馆，已成海内孤本，鲜为世人所知，仅于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时，将我写在吴译前面“校对者的话”复印几份，分送有关方面。

1934年，胡又主动介绍我去北京大学任兼任讲师，当时北大经济系主任赵乃搏认为我在北大毕业不过两年，怕我“下不了台”，而且赵也嫌我思想“左”倾，不肯同意。为此我写信给胡，对此事大发一顿牢骚（原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此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出版）。但由于胡适的坚持，赵终于让步，我在1935年还是当了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兼任讲师，离我北大毕业不满三年，所教的是经济系四年级的学生，均为我的老同学。我去北大教书一事，并非出于我的要求，乃胡主动向北大蒋梦麟校长提出，其中经过都是陶孟和先生转告我的。

以上经过说明胡先生是明明知道我是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在政治立场上我们是不同的，我坚决反对国民党，但他并不以此而歧视我，而且处处提拔我、帮我的忙；他从没有想以他的政治思想强加于我或企图影响我，而处处表现出一种宽容精神，即儒家的所谓“恕道”，这也许就是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作风”吧！这种“民主作风”是目前台湾或大陆所最缺少的。

胡先生当时虽名满天下，但他一点不摆架子，他是很有人情味的。我与前妻杨梨音女士结婚，是由胡先生证婚的，时间是在1936年1月1日，他拿出一本《鸳鸯谱》来，要我们夫妇在上面签名，据说最早签名的是赵元任夫妇。在举行婚礼时，他致辞和我开玩笑说：“千先生是北大著名的捣乱头儿，但看今天的婚礼却一点革命气息都没有，大概从今起千家驹已变成杨家驹了。”

胡先生在北平办《独立评论》时，他向我约稿，我给他写过两篇稿子，署名为“一之”。当时在《独立评论》上撰稿的多为名流学者，如丁文江、翁文灏、蒋廷黻等，在该刊上发表文章，颇有一登龙门身价十倍之感。但我不愿署真名，因为胡先生在进步青年中是“臭名昭彰”的（所谓“誉满天下，毁满天下”）。胡明知我不愿署真名之故，却绝不强我之所难，对我的稿子，他也不改动一字，表示“文责自负”。这种精神，我认为也是应该提倡的。

以上关于我和胡先生交往的详细经过，我从没有公开披露过；因为在解放以前，如谈这些，在一部分人看来，不免有“我的朋友胡适之”之嫌；在进步青年看来，则未免思想不够“进步”。解放以后，全国掀起批胡运动，我如果把这些发表出来，则我自己亦难免挨批挨斗；如我把胡臭骂一通，又难免言不由衷。所以只有效金人之三缄其口，因此在数百万字批胡论文中，你们找不到我的片言只字。

今天，由于读了尊著，才引起我的往事回忆，把这些详详细细告诉您，希望您作为一种史料保存下来。自然，我对于尊著对胡的一些过高的评价是不敢茍同的。胡在中国文化史上自有其一定的地位，此非任何政治力量所能抹杀的，但所谓“照远不照近的一代文宗”之说，则似过于夸大。依我之见，胡适之洞察力，其深刻度远不能与鲁迅比。鲁迅观察问题之深刻，在现代文人中罕有其匹，胡则受杜威实验主义哲学影响，难免流于浮浅。兹举一例来说明：1931年，我在北大学生会主编一张周刊，叫《北大新闻》，登了一篇文章（未署名），说法西斯主义就是“独裁”。胡先生看后在《独立评论》上写了一篇文章详细考据了法西斯主义发源于意大利棒喝团，引经据典，谓法西斯主义与独裁为风马牛不相及，而讥北大学生“浅薄无知”（大意）。现在看来，究竟是胡适“浅薄”呢，还是北大学生“浅薄”呢？当然，鲁迅与胡适各有千秋，见仁见智，不必强同。拙论仅供参考而已。

我于离开纽约后，即去芝加哥、旧金山、休斯敦等地参观访问，于4月30日离开旧金山返国，途经东京，因东京有学术团体邀我讲学，兼之小女在东京工作，故拟在东京稍作停留，可能要在7月以后回国。

交浅言深，不当之处，幸希教之！（此函请转李又宁教授一阅）

顺颂

教安！

千家驹

5月11日

千家驹简介

千家驹，清宣统元年（1909）生于浙江省武义县，家境不裕，十二岁入金华第七中学，与吴晗（辰伯，清华毕业，史学家，曾任中共要职，后为“四人帮”迫害致死）同班同乡且属同庚，此后结成莫逆之交。一年后转入师范就读。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32年夏毕业。家驹读书时即在报刊撰文，所撰《抵制日货之史的考察并论中国工业化问题》一文，为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所激赏，经吴晗介绍相识，此后受知于胡氏，介绍家驹至陶孟和主持之社会调查所工作。1933年夏派赴广西调查经济，结识桂省政界、学界重要人士，为其后任教广西大学及任桂省公职之重要原因。1934年兼任北大讲师，讲授“中国近代财政问题”。1936年社会调查所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随同迁往南京，此时曾被邀为冯玉祥讲课数月。家驹在南京因参加“救国会”活动，引起政府注意，后避居青岛，旋转往广西大学任教。1940年西大当局及教育部认为家驹有共党嫌疑并做反政府宣传而解聘。中山大学曾聘其为经济系主任，未到校即发生“皖南事变”，家驹不得已走香港，直至港九沦陷，始再回桂林，初以卖文为生，后一度任黄姚（广西昭平县属市镇）中学校长。家驹毕生从事财经问题研究，曾主编期刊多种，专门著作达十数种之多，为当时著名经济学家。

抗战胜利后，家驹在香港正式参加“民主同盟”实际工作，任“民盟南方总支部”秘书主任。1948年北上投靠中共政权，参加政协筹备会，并出席第一次大会。先后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私营企业局副局长及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等职。

家驹虽在大学时代即醉心马克思主义，并曾译《资本论》，对中共政权成立也立过不少“汗马功劳”，但“文化大革命”期间竟不能免于被批斗的命运。据家驹自述：

“文化大革命”后，我靠边站了，去五七干校劳改三年。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成“叛徒”、“反动学术权威”，挨了群众的批斗。他们认为我的著作都是“放毒”，我气愤之余，就把我全部著作烧掉，有的当废纸卖掉。因此我现在手头连一本我自己的著作也没有，上述我所列的书名（略）是凭记忆的，错误与遗漏在所难免。

在解放以后，我还和范文澜、陈翰笙同志“以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编纂委员会”的名义主编过《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一套丛书，材料来源主要是海关所存的英文档案，已出版了十多种（中华书局出版）。这些材料是极有价值的，因为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职由帝国主义的洋人担任，我国关税收入占全国收入百分之三四十左右，总税务司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贸易，操纵中国的政治，有太上财政总长之称。这些档案都是第一手资料，这是首次发表。范文澜同志对这批材料评价极高，谓为经济史资料中之瑰宝。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项工作也受到批判，谓为替帝国主义做宣传，这项工作也早就停止了，至今没有能恢复起来。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某一次全国政协大会上，我们有几位研究经济的朋友（陈翰笙、彭迪先、沈志远、吴半农等）在大会上做过一次联合发言，我们主张开放农村集市贸易以活跃经济。这个联合发言稿是由我执笔，并且由我代表他们上台去讲的。哪知过了三年之后，当全国政协大会1965年开会时，有一领导同志被授意发言，说有民主党派成员上次借政协大会讲谈发表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要挖社会主义经济的墙脚。他虽未点我的名，但大家都知道这是针对我而说的。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写经济方面的文章了，因为经济领域的禁区是很多的，经济问题是很敏感的，如果谈经济问题而不合领导上的意图，有时是会被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的。

马克思在批评19世纪30年代后期英法资产阶级经济学时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斗争，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称这种经济学家为“庸俗经济学家”。如果我们把上面马克思所说“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这句话中的“资本”改为加引号的“无产阶级专政”，那是完全可以适用于我国的某些经济学家的。为什么我国的经济比例长期失调，经济问题堆积如山，“左”倾路线长期得不到清算和克服，长达二三十年之久，而始终看不到一篇高水平、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济文章，这与我国经济学界的庸俗作风是分不开的。我知道有些朋友，他们写经济文章，所考虑的首先是政治上不要犯错误和如何更好地配合当前的宣传工作，而不是研究客观的经济规律，或根据调查材料实事求是地提出科学的建议或意见。同一个人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矛盾百出，而社会不以为怪，反被捧为经济学权威。要使中国的经济研究有一个飞跃发展，非抛弃这种庸俗经济学不可。当然，这在某些时候是要冒一定的风险的。但真理与科学是不应该怕风险的。我宁可效金人之三缄其口，也不愿做一个庸俗经济学家。

（本简介摘自《千家驹自传》，原载《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2年10月）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六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