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汗牛充栋的传统史学里，所谓纪传体——也就是那部头最大、撰修时间最长的正史（二十五史）所采用的体裁——实是史学的主流。其实纪即传。司马迁原是这一体裁的创始者，而司马迁所写的《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事实上便是“项羽传”和“刘邦传”。所以换言之，我们也可以说，中国传统史学是以传记为主体的。传记写的是人的故事。把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社会行为忠实而有趣味地记录下来，让人百读不厌，那就是传记文学了。

论传记文学，推上去，司马迁当然是这一行的鼻祖。我国古代各行各业照例都供奉他们的祖师爷——例如木匠的是鲁班，唱戏的供的唐明皇，药店供的神农，医生供的是华佗，等等。所以刘绍唐先生如果也要在“传记文学社”供一位祖师爷，那么司马迁也就该当仁不让了。

不过传记这项文学，在二十五史的头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之中，都写得很好，其后便愈来愈糟。形式主义化的结果，到《清史列传》和《清史稿》上的“列传”，简直就令人不忍卒读了。

由于正史的形式主义化，它也就影响了私家传记作者的写作。所以在中国的传记文学里，“四史”而后，简直没有几篇可以说是脍炙人口的作品。

司马迁不但传记文学写得好，他的自传文也照样写得好，他那篇《太史公自序》，便是第一流的文学作品。不幸的是，这个自传文学的传统，和传记一样，也流于形式化。以后大家干脆就不写传记和自传了，索性来他个流水账——所谓年谱。一位老先生自知快要蒙主宠召了，想自我留名后世，便来他个“某翁自订年谱”。笔者昔年管图书，浪费人家的钱，把这类年谱买了不知道多少筐、多少篓，有时偶尔也去翻看翻看，看得生气，不觉便投书于篓——啍！我又不是你的儿子、你的孙子，看你这种书干吗！

可是这个僵化了的传统，在西风东渐的近百年中，渐渐又显出复苏的迹象。纵是最枯燥的年谱，在“现代化”了的写作之下，也有极多可看之书。老同学窦宗一先生所写的《李鸿章年（日）谱》（1968年香港友联书报发行公司出版）便是一本不朽的佳作。在全书中，作者自己几乎未写一句主观的评语，他只是自多如牛毛的有关李鸿章的史料中选其精华，按时序排列，让李鸿章去说他自己的话。在这本小书中，李鸿章真是栩栩如生，令人百读不厌。

欣羡之余，笔者于1962年《李宗仁回忆录》（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之一）中、英二稿同时完工之后，心目中的第二部书，便是想向宗一效颦，来一部《蒋中正先生年（日）谱》，并想在蒋公百年之前，于关节处所，以“口述录音”方式，请“老师”“自订”。

蒋中正先生是我的“老师”。

1943年春初，蒋公接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时，我正是该校历史系毕业班的学生。事缘前校长顾孟余先生被迫辞职，而教育部派来的继任人又不见经传，这未免小视了我们国立中央大学的大学生了，所以我们拒绝接受这新校长，闹了个偌大的学潮。教育部收不了这个烂摊子，乃呈报行政院解决，而行政院下来的批示，则是“本院长自兼”。

这一来不但教育部不敢挡驾，我们大学生也不敢闹了。我们贴出一张伟大的大字报（当时叫壁报吧）：“欢迎校长早日莅校办公。”

接着我们又收到校长室执事人员的传话，说：“校长不许欢迎。”抹了我们大学生一鼻子灰。

校长虽不许我们欢迎，我们还是欢迎了他。自此以后校长每周来校办公两小时，这时我们全校师生也就按时辍工两小时去“看校长”。后来我毕业了，毕业证书上的署名也是“校长蒋中正”，所以我就变成不折不扣的蒋中正先生的“学生”了。

二十七年过去了。1970年冬我们在台北开会，一天早晨蒋公点名召见我们“留美四学人”。当他老人家问起我的学历时，我开玩笑地说：“我是‘天子门生’啊！”

蒋公也微微地笑了笑，却说：“你是中央大学毕业的？”

“是呀！”我说，“我是三二级，历史系。我的毕业证书就是您签名盖章的啊！”

“那么你年纪……”

“老师不要问我的年纪了，”我说，“我现在的年纪，正是那时您在南京，我们向您‘献机祝寿’时，您的年纪。”

我没有称他“校长”，因为“校长”是黄埔等军事学校毕业生称呼他的专用名词，我未便乱用，所以我称他“老师”。

当我靠在沙发上和我的“老师”嬉皮笑脸地一答一问之时，我看那沙发上只坐了半个屁股的某学人，脸上一红一白，似乎有点局促不安起来。蒋公身边的两位侍从，似乎也有点惊异。

可是，我倒（觉得）有点奇怪。我觉得坐在我们前面的“我的老师”是那样慈祥、和善、笑容满面的一位老人，其他人等干吗那么紧张？

“老师，”我笑着说，“您没有老呀，您和我们在重庆看到您时，还差不了太多……”

“时间过得真快呀！”“老师”感叹地说。

“你很好！”“老师”又慰勉地说，“你以后写历史有什么需要的话，告诉我，我可以支持你！”

这样便结束了轮在我名下的简短谈话。我想我们这次奉召谒见，台北官方可能还留有正式记录亦未可知。

我那时的幻想是提着个录音机去找我“老师”谈话，以补充我那时已经着手的新著《蒋中正先生年（日）谱》。等到这部“资料书”完成之后，再来“笔则笔，削则削”，一部忠实无欺的《蒋中正先生全传》就不难下笔了。

以上便是我个人心目中想写的第二部传记兼自传的幻想。可是不久我就觉得我这个计划（project）太不切实际了——我想要把我的“老师”蒋中正，当成我的“老同事”李宗仁，那如何办得到呢？

李宗仁先生是抗战时期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我也在第五战区当过兵，所以李德公总喜欢说他是我的“老同事”。其实我在纽约和他合作写书时，也真像个“老同事”。有时郭德洁夫人不在家，李德公就替我烧个安徽火锅（李公是个好厨师，但他说这火锅是他从安徽六安学来的）、四碟小菜，我二人就“煮酒论英雄”了，有时“论”到深夜，他还不让我走。也有时我回家后乘妻儿熟睡之时，凭着三分酒意，在书房之内也就写个通宵，翌晨万余言的“英雄掌故”就出来了；再过两天英文稿也跟着脱稿，一窝等着看的洋人，也就念得摇头摆尾。

这是李宗仁的故事。只要他没错，我就秉笔直书；他弄错、他胡吹，对不起，我笔则笔之，削则削之——大段删除。有时这位四星上将的“代总统”不服气了，叽叽咕咕。但是他也知道，秀才遇到兵，固然有理讲不清；相反的，兵遇到秀才，那穿二尺五的，也有理说不出——他一个人的脑袋，总敌不过我图书馆内三十万卷图书。

但是纵使一件史实是忠实无欺的，可是解释起来，必然会有其一面之词——这不但是个历史学家对一位历史制造者所无法阻止的，同时也是应该鼓励他说的，是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读史者欲知真相，则听了公的，再去听婆的，那自然真相大白。

所以在李宗仁的中英两稿定稿之后，我这位执笔人便一再严重地警告我的读者说，这本书是“桂系的一面之词”，偏听、偏信、不听、不信，都是不对的——谁又料到这个“一面之词”，二十年后竟会在中国大陆上拥有千万以上的读者！

就我个人来说，我那时的心理是：听过桂系的了，再听听“中央”的。由于这一心理的驱策，在我的“老同事”不幸去世之后，我就想找“我的老师”来反证一下，如此则一部信史便可以动笔了。

回到纽约之后，我又把我的计划仔细地想了一想。我发现我自己太幼稚——我怎能和“我的老师”一道吃安徽火锅、“煮酒论英雄”呢！这也使我理解了孔门弟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也是如此说的——夫子“在位”和“不在位”的问题。

还有使我联想到的便是我国传统史学上所谓官修和私修的问题。官、私两家虽各有短长，但是传统著述之内，好的史书几乎都是私修的。另外一个实际问题便是，如果搞官修，则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海内人才济济，哪里又需要一个“远地和尚”——搞历史的华侨来帮闲呢？

此外还有个职业转移的问题。我回纽约之后，发现哥大有一批洋人和日本人正在多方策动把我轰出哥大。区区在哥大一未贪污，二未渎职——那些轰我的人也是有良心的，他们口口声声说我对哥大有“重大贡献”（这话承情他们到现在还在继续说下去），而我又位卑名低，向不构成对任何白人或日本人争名争位的任何威胁，轰我做甚？殊不知天下事之不知道理由的却正多着呢！我怎么也没想到，当年领头轰我的人十年后自己也被轰掉了。如今哥大全校也同样张口结舌——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段小插曲使我想到孔仲尼先生有时也有“误人子弟”的地方，什么“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我想提醒孔夫子，“言忠信，行笃敬”在任何社会里都可使你变成个“可敬可爱”的“好人”，但是“好人”在“蛮貊之邦”是行不得的。

在哥大既然不舒服，则哥大除了三十万卷的汉文典籍之外，还有什么值得恋栈的呢？1972年初我就转业到纽约市大去做亚洲学系第一任的系主任去了——这一下忽然从“牛后”变成“鸡口”，而这个小“鸡口”与我以前所搞的“计划”又风马牛不相及，因而我那一心一意所搞的“私修”、“资料书”便无形中断了。

但我个人毕竟是学历史的。一有空儿，我还是要搞我的“私修”。可是想想近二十年来，个人搞历史——尤其亲见亲闻的民国史断烂的情形，和个人在哥大一无是处的“茶壶里的风波”，我不由得想起和我同时、搞同样东西的刘绍唐是多么崇高伟大了。

闭目沉思，我想想过去二十年的《传记文学》对治民国史的贡献，真是史所未有、令人惊讶！

今日我们可以说，没有刘绍唐，就没有《传记文学》；没有《传记文学》，则治民国史者，光靠些“官方资料”和少许鸡零狗碎的私人著述，则将来的民国史又可写出些什么东西来，这是不难想象的。

恭维刘绍唐，并不是说他的《传记文学》是篇篇珠玉。相反的，二百四十二本《传记文学》可能是个金矿，也可能是个大杂货栈。但纵使是个杂货栈，杂货（如笔者本人的作品）之外，正不知有多少珠玉琳琅，会拣的人自会取之不尽，足使民国史接近它原有的事实。

就以笔者个人读《传记文学》的心得来说吧，不读《传记文学》，我就不知道翠亨村的原名叫菜坑村，不知道复兴社是怎么回事，不知道谁在卢沟桥开第一枪，不知道“何梅协定”原不是什么协定，不知道……还多着呢！

刘绍唐还有一个贡献：他开了个风气。“五四”以来鼓吹写自传最力的是胡适之先生，但是胡适没有搞出个气候来。在刘绍唐攘臂跳火坑之初，胡适还在打破锣，说怕他“难以为继”呢。想不到“刘传记”就有此魄力、毅力、精力，一“继”二十年，一期不脱，烂污不拆，愈搞愈有劲，居然在史学界搞出个“刘绍唐时代”来。胡适如泉下有知，也应自愧不如！

天下事往往有巧合。

笔者去岁应邀去大陆教书六个月。我教的是美国史，但我留心观察的则是民国史，因为大陆史学界近几年最大的热门也是民国史，而且吹得震天价响。同时我也发现，不管意识形态如何不同，兵争政争如何炽烈，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是有其共同语言（common language）和共同次文化（subculture）的。六月交游，我可说识遍治民国史的铮铮巨擘。毋庸讳言，我们治史的方法与原则确有不同，但这原是学界的正常现象。我国传统经学还有今、古文之争，而今、古文本身又各有家法。他们搞社会主义，孙中山先生还不是说“社会主义有五十六种”！

我们不能以学术原则影响个人友谊，更不应以个人友谊改变学术原则。这是中国读书人的共同语言，大家都了解。所以我在大陆承史界同文友好不弃，得到他们提供的应有的研究方便。

在我遍览民国史料时，最使我震惊的是全国和各省市政协所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这文史资料事实上便是当年国民政府在大陆遗留下来的党、政、军、财、商、学……各界高层分子的回忆录。

回忆录的作者则包括被俘的、靠拢的、起义的、志愿留下的、回归的、为人民立过功的、想跑而没有跑掉的……各式各样的人物。他们之间地位较高而受优待的——包括宣统皇帝溥仪——则被安插在各阶层政协，拿干薪，做点可有可无的文史资料工作，换言之，也就写点自己的回忆录，或写写自己所知道的别人别事。据说为此事周恩来当时曾有指示，叫各人“据实写来，不必隐讳”。

文成之后，再由各地政协的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成书出版，专为内部参考，不许向外（国）发行，是谓之“内部资料”。这种“内部资料”，凡是住在国内和狱外的中国人都可以看，新华书店也公开发售。只是这些书都陈列在“内”室，或二楼、三楼。这些“内”室凡是穿人民装的华侨也可进进出出，要买两本也可以，只是出境通过海关时可能被扣掉。如果海关老爷高抬贵手，你也可以堂堂正正地带出来。拙著《李宗仁回忆录》第一版，便是广西人民政协于1980年把我的名字刮掉出版的，也是“内部资料”。第二版我的名字被复原，改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发行，才是公开的书籍。

传记文学社出版的另一拙著《胡适口述自传》（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之一，《传记文学》自1978年起连载一年，1981年初编印成书），1980年也被列为“胡适资料”之一种，改名为《胡适的自传》，由上海华东师范学院出版部重印发行，也被列为“内部资料”——因为胡适还没有被“平反”。

本书之重印是“胡适资料”的主编、山东大学历史系系主任葛懋春教授在纽约向我亲自说明的。我认为胡适的书，不管哪一种，如在大陆出版，对求知若渴的大陆青年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就片面负责任地答应了，以免绍唐兄为难。

这些就是所谓“内部资料”。最近引起问题的那位美国小姐韦瑟（Lisa Wichers），据说是看这类资料出事的。

笔者在大陆承同业之助，也看了些这种“内部资料”。其中令我最感兴趣的，当然就是上述各政协所编纂的“文史资料”了。这种资料看起来（如不看各书封面），你几乎就会把它当成刘绍唐的《传记文学》，真是趣味盎然；但你如稍一留心，又会觉得它们之间截然不同。

不同在何处呢？

不同之处便是：《传记文学》里，作者的撰述态度多少有点“唱戏抱屁股，自捧自”；而“文史资料”里，作者撰述的态度则是千篇一律地“对着镜子喊王八，自骂自”。

不过不管自捧也好，自骂也好，对近代史有修养的读者，都可看出些门道来，所以治民国史的学者，对这两部大书，都是非读不可的。

我没时间多看，在浏览之间，最吸引我注意力的，当然是我母省安徽政协的出版品，可惜它一共只出了两本——这两本我倒细读过的。笔者战时和战后在安徽教过书，也做过低级公务员，自信对当时桂系治下的安徽政情了如指掌，可是读过这两本小书，我才自惭浅薄无知。

举个例子来说吧。书中有一篇当年安徽政要、社会处处长、以“尖刻”出名的苏民（春伯）的自述。在文里他说他自己是个两面派——一面为桂系李品仙出力，一面又替“CC系”暗中帮忙。他原意是想拉拢两系合作，结果却是增加两系矛盾，而从中渔利。

这篇如段克文所说的“倒竹筒”的自述，倒真的吓得我半天吐不出气来。那时我们在立煌和合肥，谁不知道苏君是桂系的“死党”，“疾CC如仇”？哪个又逆料到他是桂系和“CC”之间的两面派（double agent）呢？

据此，我对“CC系”在各派系之间的“统战”策略又多了一层了解，那只会耍枪杆、跳木马的李宗仁将军哪里知道？但是写民国史的人岂可不知？岂可不知？

另外还有一篇某仁兄奉李品仙之命“盗楚王墓”的绝妙文章。因为此事就发生在我的家乡，当时众口纷纭，不知究竟挖出些什么来，现在这仁兄把“竹筒”一倒，读之始恍然大悟，真为之喷饭。

这些“文史资料”真把我这个学历史的读者读得如醉如痴。本想穷一暑假之力，把它全部读掉。可是我后来一看部头，才觉得我自不量力，还是老命要紧。

真是无巧不成书，我检点我想读的“文史资料”，数数正是二百四十二本——也正是刘绍唐《传记文学》二十年发行量的总和。

且把两方再比一比：

一个是官修的“自骂之书”；另一个是私修的“自捧之作”。

一个是杂货栈兼大金矿；另一个是大金矿兼杂货栈。

但是二者都是今后治民国史者的必读之书、中国史上永垂不朽之作。

不过，一个是倾“全国”之力纂修的；另一个则是刘绍唐一个人独干的！

以前梁启超为李鸿章作传，提到“甲午之战”那一段，任公说李鸿章是“以一人而敌一国”。我们试将《传记文学》和“文史资料”对比，我们大致也可说：“壮哉绍唐！以一人而敌一国！”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一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