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谭邦和《在文学与文化之间》

在文学创作中，既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者，也有主张文学服务社会、关注人生的作家，同样，在文学研究领域，既有就文学论文学的专家，也有于文学批评中寄寓人文关怀的学者——谭邦和兄就属于后一种学人。在“漫游”逝去的古典文学星空之际，他所关注的焦点是如何通过文学研究，来更好地保护我们“精神世界”的“生态平衡”，更深刻地反思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和正在经历的当下“人生”。

这一文学研究的目的决定了他文学批评的切入角度：“在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中研究文学。”书名《在文学与文化之间》（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对全书的内容来说是再贴切不过的了，作者在该书的《后记》中阐述自己选择这一研究视角的原因时说：“在文学与文化之间，我们可以更好地反思社会、历史和人生；在文学与文化之间，古典文学的潜在蕴涵和现代意义可以得到更好的发掘；在文学与文化之间，我们容易变得深刻、深邃和深沉；在文学与文化之间，我们可以找到古典文学与当代生活的许多话题。”可见，他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正是为了今天人文精神的重建，他关注中国古代文学现象正是为了拓展今天的社会文化空间。作者认为，“文化学术的终极关怀，应该以社会不断进步、人类愈臻善境为最高追求”。

文学研究的这种志向和抱负，以及决定于这种志向和抱负的研究角度与方法，首先使作者具有相当开阔的学术视野，这正如邓绍基先生在该书《序》中所说的那样：“邦和做学问，写论文，长于宏观思考，多从文化入手，即使他的专门论述‘大宏观’问题的论文并不很多，但他在对一些具体学术命题论述时，多有宏观思考作映衬。”

书中《论元代散文的文化境遇——兼释元代散文的跌落》《论竟陵派诗论的现实土壤与历史渊源》《论明末清初启蒙思潮中的廖燕散文》《乱世英雄的喜剧悲歌——〈三国演义〉的复杂文化蕴涵刍议》《潘金莲畸形人格心理的文化阐释》等论文，无论是综观一代还是论述一人，无论是分析作品还是解读形象，作者都将其研究对象放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进行审视。

由于研究者站在一个较高的视点上，所以常能见他人之所未见，言他人之所未言。廖燕这位明清易代之际的作家，既为前朝正史所不载，也为今天“文学史”所不提，邦和是当代较早注意其重要存在价值而进行专门研究的学人，他在初稿于1986年、出版于1997年的《中国散文大辞典》（中州古籍出版社）中，就以多个条目对廖燕“燃烧着思想火焰的激扬文字和独立特行的写作个性”做了很高的评价，十年以后又写了一万多字的长文对他进行更深入的考察。把廖燕散文放在“明末清初启蒙文化思潮”这一坐标中，就不难看出他那奇警动人的议论和奇气贯注的独特魅力。散文贵在有新颖精辟的见识，廖燕对传统的人生模式、伦理道德和科举制度，有深刻的反思和激烈的反叛。他的散文“总能发前人所未发，而与庸谈俗见相抵触，与正统观念、官方意志也多有违背”，常能揭示“专制政体的文化机密”，因而其文既被同代智者所称叹、赞赏，就是现在读来仍然益人神智。散文也贵在有奇特的个性，廖燕“应该不乏科场一搏的实力”，但当他发现他所作的千百篇八股制义，只能堆起来做个“曲江廖某不遇文冢”的时候，他便毅然退出科场。这一选择意味着他拒绝了进身之阶，拒绝了功名利禄，廖燕散文就是这种独立自由的人格和狂狷不羁个性的结晶。廖燕散文中的见识与李贽、黄宗羲等人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完全一致，而他年龄又在李赞、黄宗羲之后，“在吴敬梓、曹雪芹等人之前，承启之间，其思想，其散文，其人，都不但是一个重要的存在，而且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在文学纵横的历史参照系上，作者勾勒了廖燕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其结论既精到又可信。

《论竟陵派诗论的现实土壤与历史渊源》也是一篇颇见功力的论文，过去研究竟陵诗派的论文，对其诗论大多就事论事，只能入乎其中而不能出乎其外，所以不管是说好说坏，论是论非，不是流于隔靴搔痒，就是失之“简单武断”。竟陵派诗论何以要重视“幽情单绪”的诗人情感，何以要提倡“孤行独寄”的创作方法？该文“从前后七子、公安三袁以及元明其他论家与竟陵诗论的纵横比较中”，做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在广阔的“现实土壤”和深远的“历史渊源”中立论，其文章自然就显得丰满而有深度。这里还要提到《诸葛亮悲剧形象的文化解读》一文。作者将诸葛亮置于“中国历史全时空思维视野，来思考中国封建社会智性文化受畸形德性文化摧残、压迫之普遍而经久难改的沉痛历史”，认为“诸葛亮的悲剧是封建专制时代道德异化智慧的深刻悲剧”，并由此“思考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传统性格的一个深层缺陷”。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谭邦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也又一次感受到他文学研究中的那种深切的人文关怀。当然，我并不完全认同他对诸葛亮悲剧形象所做的分析，他说“诸葛亮出山是德性文化战胜智性文化的结果，是失智的选择”，在刘备一手“导演”的三顾茅庐中，“刘备与孔明这一番‘道德’与智慧的反复较量，终以刘备如愿以偿、大喜过望而告结束，孔明感其‘德’而终失其智，决定效死愚忠”。在我看来，三顾茅庐后孔明出山不是“感其‘德’”，而是感其“诚”，不管刘备如何谦恭地顾过茅庐多少次，对于此时尚未称臣的诸葛亮来说并无“德”可言，刘备顾孔明只是为了自己得天下，因而孔明出山说不上是“道德战胜了智慧”，他走出茅庐当另有深层的动因。我们不能将历史道德化，把成败说成是个人德性的结果，也不能将历史智慧化，把历史成败说成是个人智慧高低的产物。假如刘备事事依从孔明，使孔明的“智性”发挥到极致，难道西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能一统天下？孔明就能避免人生的悲剧？假如孔明不那么“道德”，刘备死后取刘禅而代之，难道偏于一隅的孔明就能成为神州的新主？不过，不完全认可作者的观念无妨我激赏他论事的眼光和文章的力度。

在文学研究中寄寓自己的人文关怀这种学术目的，一方面像上文所说的那样使作者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另一方面又不断驱使他拓展自己的学术论域。邦和不是那种死守一经作茧自缚的学人，在研究文学的过程中他很注意延伸自己的学术空间，邓绍基先生在该书《序》中肯定邦和“治学方面较广，方法上多从文化角度解释文学，既涉及学术史专题，更有对元明清小说、戏剧和诗文的研究，对媛诗也有研究兴趣，还论及了当代的历史小说”。他能驾驭如此宽阔的学术论域，从个人努力上说是“邦和勤奋用功”，从学术动因上说还得归因于他对人文的关怀。《论李贽对专制社会文化空间的拓展》《精神世界的生态平衡与李贽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两文，就所论及的对象而言真的是处于“文学与文化之间”，从文章的标题也可以看出涉及人文科学乃至社会科学的不同侧面。李贽思想之可贵就在于他“从不同角度上拓展了明代封建专制制度控制下的文化空间”：“第一，为市井细民乃至商贾、女性争夺生存空间；第二，为进步学术乃至异端言论争夺思维空间；第三，为性灵文学和市民文艺争夺审美空间。”这使人想起社会学界时下所探讨的“公共空间”问题，如果一种文化除了主流意识形态之外，扼杀公民所有不同的公共空间，那么精神世界的文化生态就会严重失衡，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缺乏兼收并蓄的气度，那么国民的精神生活就会贫乏、僵化和枯竭。《明代自宫潮的社会文化心理阐释》是一篇很有趣味的学术文章。一个民族竟然掀起了全社会的“自行阉割”风潮，看起来的确有点匪夷所思。作者摘引的《金瓶梅词话》第六十四回中一段各色人等曲意逢迎、巴结宦官那一场面，暴露了各阶层形形色色阴暗的社会心理，因而也揭示了全社会“自宫潮”的隐衷：令人胆寒的生理自残，正是由于极端专制制度使民族心理产生“畸变”的结果。假如不是丧失了灵魂、丧失了人格、丧失了尊严，谁愿意主动去进行生殖阉割呢？生殖的自阉不正是首先由于精神的自阉吗？透过这些行文严谨的学术论文，人们自然可以看到作者对民族、历史、文化及时代强烈的责任感。

我和谭邦和一样不认同“为学术而学术”的观念。假如一个电脑专家说自己是“为电脑而电脑”，大家肯定会说他精神出了毛病，其实，人文学者称“为学术而学术”就像电脑专家称“为电脑而电脑”一样可笑。过去“学术为政治服务”造成的学术灾难人们至今还心有余悸，使得有些人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学术本身并不能成为目的，正如电脑本身不成其为自然科学的目的一样，所有科学的目的都只有一个：为了人或人类，人或人类才是科学研究的目的。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一样，从事各自的职业往低处说当然有为稻粱谋的生存考虑，往高处说无疑是对民族乃至人类的深情关注，对于那些有成就的学者而言，后者会开拓研究者的学术视野，提升他们的学术品格。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5年出版了一本加拿大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大师乔治·沃雷的论文集《文学研究与人文科学》（George Whalle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the Humanities），沃氏的学术观点正好是我们观点的有力佐证。谭邦和的学术成就也许还不能和沃氏相比，但他的学术路数则与沃氏暗合，相信邦和会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走下去，不断向更高远的学术境界跋涉攀登。

原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