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党有一位当过贸易大臣的Peter Shore一九八一年五月访问北京之后来到香港。当时查先生在《明报》写过一篇社评说，这位影子内阁财政大臣邵雅宜，“不知是谁给他取了这样一个很风雅的中文名字”；又说“笔者前天晚上有机会和他谈了几个小时，觉得他学识渊博”，“是一位令人佩服的政治家”。席间，邵雅宜碰到一个他不能同意的问题，顺口引用英女皇依丽莎白一世的话说：如果说“是”，那是不对的；如果说“否”，那会没有礼貌；所以最好的回答是不回答。查先生把这句话译得很传神。依丽莎白一世谈吐不俗，隽语不少；她不赞成神职人员结婚，有一天接见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夫人，开口就说："Madam I may not call you; mistress I am ashamed to call you; and so I know not what to call you; but however, I thank you"。这句话跟邵雅宜引的那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天晚上，邵氏谈话中还引用狄更斯小说里的典故，说最好的烤猪方法是放火烧养猪场。查先生说，“英国工党的领袖中有学问的知识分子极多，这是当年费边社的传统，而富有幽默感则是英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香港从政的人有几位都很读过一些书，论政理应有不少发人深思的警句；可惜不然。政府官员应付事务者居多，偶然出来见媒体，言谈只显得平平稳稳，不露辩才。尊贵的议员女士先生们则火气颇盛，机智略少，想是求成心切忘了分寸。运用语言文字要忍得住气最难，一不小心就掉进莎翁所说的那堆泥沼里："...it is a tale told by an idiot, full of sound and fury, signifying nothing"。最近立法局议员辩论预算案，“福利如鸦片”之论有赞成有反对。谢永宁的论点认为把社会福利喻为鸦片毒害市民，是视社会福利署长为毒枭，视社工为拆家，视市民为吸毒者，是对香港社会的极大侮辱。这样的反驳相当生动。罗致光唱了一段Blowing in the Wind中的歌词批评预算案没有照顾老年人的心愿，说政府究竟要等到死了多少人之后才知道死了太多人了。政治语言一旦露出点点滴滴的妙谛，政治思想随之也会更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