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香港教育取向的史料，看到一九零二年香港政府教育委员会的报告书，申明政府的教育政策。报告书上说：“本委员会深信，为少数上层社会华人提供一全面的教育，较普及一般华人教育更见成效，因为前者能以其所学影响后者。因此，政府应鼓励及资助英华（Anglo Chinese）学校而非华文学校。”此后的三十多年里，香港政府始终没有发展中文教育，中文学校不外是一些私塾。到了一九三五年，英国教育家E Burney来港观察教育情况，发表《宾迺尼报告书》，批评港府不应该只为上层华人子弟提供教育，认为英语在香港教育中只应佔有实用及职业上之价值，方便就业，其他教育范畴都应以华文为媒介。他建议香港政府让所有学生都接受充足的华语训练，提高思考与表达的能力。香港政府大致採纳了他的建议。一九六七闹暴动的那一年，教育司署颁布了第一个《小学中国语文科课程纲要》，说明中文科旨在“培养学生对中国语文之理解及文学之欣赏，并使其对中国传统道德略有认识；以及训练其口讲及笔写之表达能力”。

这是香港中文教育历程的三个关键阶段。第一阶段是标举阶级意识与奴化思想的教化政策；第二阶段是延续殖民统治的怀柔政策；第三阶段是巩固伦理道统的规范政策。在这三个阶段里，香港政府始终没有强制规定中文教育必须以中国的国语授课，容许粤语方言为中文的主导语言。这一点多多少少可以理解为殖民统治者疏离殖民地公民与母体之间的血缘关系。今日殖民地回归母体在即，香港人热中学习国语，功利意识固然是有的，个中的政治寓意却也不容忽视。

行政局议员钱果丰比喻香港是优质的葡萄酒，在英国法治与行政制度的橡木桶里浸淫多年，今后装进社会主义中国的酒瓶里，只要有基本法适当的瓶塞，呼吸到资本主义的空气，藏酒的一国两制地窖又能保持不变的环境，葡萄酒自必更加香醇。这是对转型期香港政治环境的恰当的祈望。香港的中国语文则未必是这样的葡萄酒。董建华说：“最好的酒当然是中国的酒”——尤其是中国的陈年老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