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衡巽说他在北大上学的时候很喜欢到朱光潜先生家里去。年轻人不懂事，总爱问一些很傻很傻的问题，比如说：“全中国英文谁最好？”“全中国翻译谁最好？”朱先生不嫌其傻，似乎都说了他的答案。他说翻译谁最好，要分散文小说翻译、诗歌翻译和理论翻译。董衡巽问：“那么散文翻译谁最好？”朱先生回答：“杨绛最好。”董衡巽后来有机缘向杨绛讨教，读杨绛翻译的法国文学名着《吉尔·布拉斯》。杨绛为了翻译《堂吉诃德》，一九五九年年初开始自学西班牙文，学了两年，六一年开译，七六年完成。这十六年间中国政局风云多变，文革期间她还受了那么大的苦难，成绩居然这样辉煌，实在值得大家含泪向她致敬。

前几天听北京朋友说，钱锺书先生还在病中，夫人杨绛天天忙里照顾钱先生。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罗俞君去年编出《杨绛散文》，杨绛用一封致罗俞君的短简为“代后记”。那封信上说：“现在锺书仍重病，我心情不安，医院后勤工作也颇忙，我只愁身体不支，因为睡得少，吃得少，尽量不伏案动笔。”钱氏夫妇是中国当代知识界的瑰宝，年老多病，熟悉两老着述的人都会深深惦念他们。四月号《联合文学》有余光中先生一篇《论的的不休》，广徵博引，畅谈时下文字不明简洁之道的弊端，是关心中文前途的人不可不读的好文章。余先生文中谈到钱锺书，说《谈艺录》和《管锥编》里引述西文往往用文言撮要意译，“非仅曲传原味，即译文本身亦可独立欣赏”。拜伦致情妇书说："Everything is the same, but you are not here, and I still am. In separatin the one who goes away suffers less than the one who stays behind." 钱先生的译文云：“此间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行行生别离，去者不如留者神伤之甚也。”拜伦是十八、十九世纪间的人物，用这样典雅的文言迻译，当然更加显得意远情旧了。确是高手。听说钱先生上大学时曾经口出狂言，说清华大学没人能教得了他：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或许是钱先生一时的戏言，却也痛快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