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谋生艰难，生活紧张，不重礼数，写信的习惯与艺术日渐式微。近年电脑可搭通e-mail，公事私事互传三言两语，聊胜电话闹人，算是好事。传真机也管用，与朋友通信免却写信封、贴邮票、投邮筒的烦琐程序，几秒钟内对方就收到读到了，实在可喜。我的科技知识只到这一层，再複杂就讨厌了。更讨厌是收到一些印刷的书信，填上尊姓大名要你“钧鉴”，连下款都是签名橡皮图章。人情沦落到这一步，果然滑稽。大学问家Edmund Wilson原来竟也相当矫情，他也印了一批固定形式的短简，列明二十来种不便遵命的事情，视人家来信的要求，用钩形符号标出适用的一句，断然“砰”上大门，让人碰一鼻子灰。“Edmund Wilson regrets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him to：read manuscripts， write articles or books to order...” 除了不克遵嘱审阅稿件、应题撰文着书，他不愿意做的事情还包括写序文前言（write forwards or introductions），编辑工作（do any kind of editorial work），文学评审（judge literary contests），接受访问（give interviews），讲学（deliver lectures），广播或上电视（broadcast or appear on television），回答问卷（answer questionnaires），出卖原稿（contribute manuscripts for sales），送书给图书馆（donate copies of his books to libraries），提供个人资料（supply personal information about himself）等等。他不想做的事情都可以理解，用这样的印刷品方式去拒绝却不礼貌，也嫌嚣张。写两句话婉谢一定得体得多。

前夜翻出两封陈寅恪书信影印本，是当年余英时生先寄给我的，一封写给吴雨僧，一封写给刘永济。信是工整的毛笔字，写在八行笺上。吴雨僧要先去武汉看刘永济，然后南下广州看陈先生。陈先生心细如尘，信上交代吴雨僧到了广州火车站怎么僱三轮车到中山大学，“搭三轮车也要排队，必须排在郊区一行，则较优先搭到”。又说要代他觅住处，“兄带米票每日七两，似可供两餐用，早餐弟当别购鸡蛋奉赠或无问题”。陈先生还叮咛他天黑到广州交通不便；最后说“现在广州是雨季，请注意。夜间颇凉”。信是六一年八月四日写的。到了八月八日，陈先生还是不放心，写信到武汉给刘永济，要他转告吴雨僧，南下前二三日先电报告知“何日何时乘第几次车到穗”，当命次女小彭或者友人以小汽车迎接。他说：“小女在成都时年十余岁，雨兄现在恐难辨认，故请在出站闸门处稍候至要”。陈先生应付生活上的小节像他治学着述那样细心，实在教人惊喜。他对朋友付出了这样的深情，交通膳宿样样牵挂，难怪他的诗词也写得那么动人。都说才子要效名士派之不拘小节，其实大谬。真才子一笔不苟，大事小事总是处理得光光鲜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