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悼念仪式都过去了：邓小平走进了历史。

江泽民八千二百多字长的悼词是官方对邓小平的颂词。悼词中引了邓小平当年恢复职务在中全会上讲的一番话：“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这是非常平实的一句话，却是江泽民悼词中最感人的一句话。记者报道说，遗体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的路上，天气严寒，一位市民说：“老爷子就是与凡人不同，今儿个遗体火化，天气立即由晴转阴。”人群中有一群人一边等灵车一边寒暄敬烟，大家都说“抽我的，抽我的”。拿国产烟的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抽外烟。沉重一下，抽国产的吧。”拿进口烟的则说：“就是在这沉重的时候才要抽外烟，让他们也参加咱们的悼念。”对方说：“那好，就先烧他们一把。”标语横幅说尽老百姓的心里话：“再道一声小平你好”、“洒热泪，送别小平同志”；格外感人的是“小平慢走”和“小平您走好”。在香港，《明报》副刊记者也用软新闻的笔调报道邓小平逝世那一天一些老百姓的反应。“今天不穿黑色，还算人吗﹖”有人揶揄一位穿红衣服上班的同事。花店老板说订花圈的没有毛泽东、周恩来过世的时候那么“墟★”。一位女记者说，“学生除了新移民，反应不太强烈”。一位副校长说：“终於狼来了。”茶餐厅里的翁师奶抱怨说：“日日看邓小平，有排烦。”公园里的老人有的照看报上的温香软玉，有的说会去拜祭邓小平。……

邓小平就这样走进了历史，成了历史人物。

（二）

历史人物必然要面对不同史家的不同评价。中国读书人从古以来爱以论史读史的曲笔发抒政见。清代黄宗羲的《明史案》、顾炎武的《日知录》、王夫之的《谈通鑑论》、《宋论》都是郑天挺主编的《清史》上所说的“总结历史经验为当时政治服务”。当然，这些着述始终会局限於史家个人的认知领域和情操胸襟，持平之论虽非寥若晨星，毕竟不是太多。这也非常正常。千万人用同一个模式铸造出同一个取向和观点的历史，那史书就成了洗脑工具，价值荡然无存。清代大学者章实斋要求史书阐明正确的思想观点。思想观点正不正确见仁见智，殊难一锤定音。值得注意的倒是他提出的一个比喻，说明史实、文笔和观点三者的相互关系。他说：“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历史要写得好，真是缺一不可。但是，不论是“事”、是“文”、是“义”，都不可没有个人的创见和风格。章实斋大概也注意到这一点，因而苦口婆心要史学家掌握分寸，照顾“史德”，说是“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着书者之心术也。”只要心术正，判断容或有误，精神还是高洁的。

（三）

新闻永远是历史的初稿，也是历史的源头。新闻记者只要保住“记”而不“议”的原则，消息盛衰，一事多面，据实报道，当是明天的《日知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