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朝雍正皇帝近视眼，四十五岁登极的时候视力已经很差，命令内务府造办处置办眼镜，有圣旨说：“按十二个时辰做近视眼镜十二副，再哪个时辰看得多的，重做六副。”两个月后，造办处做得水晶、茶晶、墨晶、玻璃近视眼镜十八副。据说，雍正元年至七年之间，他们为皇帝制作了各式眼镜三十五副。清代“内务府造办处”起初设在养心殿，因称“养心殿造办处”，是宫内管理手工作坊的机构。乾隆二十三年之前，造办处设画院、做钟处、玻璃厂、炮枪处、舆图房、珐瑯作、镀金作、玉作等四十二个作房，以后逐步裁并，至光绪年间，总数是十四个作房，六十一种工匠，俗称“造办处六十一行”。

选进造办处的工匠当然都是手艺上乘的大匠，经手制造的钟鼎卣彝、书画法帖、窑玉古玩、文房器具，一概纤细究心，成了皇帝燕闲清赏之物。台湾故宫博物院新出的《故宫文物菁华百品展》中，“皇室珍玩精选”部分有嵇若昕写的简介，说是自古皇室常从事蒐藏，或蒐古代之物，或藏当代作品，有的是生活用器，有的是仅供玩赏。皇帝要什么有什么；要玩前朝文物，示意一下，天下呼应。唐太宗爱王羲之的书法，名迹都进了内府。清朝的乾隆爱风雅，造办处大批制造文玩给他玩，精品再经他御笔品题，雅致的文物往往给题字题坏了。乾隆的字俗到骨子里去，诗也太过正派，一团富贵气。诗文透出富贵气，自是无足观矣！好好一块端州紫砚刻上他御制的诗，顿成效颦的东施，拍卖会上竟然人人竞投，足见世人品味之庸俗。雍正反而比较有分寸，不尚风雅，造办处做的文玩多只刻上“雍正年制”的白文印章，雕的字也常带书家之笔意，佈局得体。砚台上惯见的那句“以静为用，是以永年”，写得真好。

（二）

嵇若昕提到王世贞认为明代好古求古风气是“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俱可怪也！”当时苏州一带经济繁荣，文风鼎盛，发达的商人也纷纷寄情託性於古玩，社会风气一时之间雅得要命。到了清朝，社会安定，兴旺发达，帝王富商追随文人习性，喜好文房清玩的风气毫不衰退，今日台北、北京博物院才有那么许多珍品可看。经济飞跃的国家和地区最怕精神文明式微。中外历代盛世帝王将相往往注重宗教的依託和风雅的陶铸，所求不外是性情人格的提升和高尚品味的传承，免得富贵荣华扭曲了举国上下的心智。散播宗教和鼓吹主义一样，最忌狂热过火，Ronald Knox於是主张佈道当如妇女裙子：短得足以撩人兴趣，长得堪以涵容精义（“a good sermon should be like a woman's skirt:short enough to rouse the interest,but long enough to cover the essentials”）。高官政客不可不知。陶铸风雅则要讲究一个“闲”字。明朝高濂《遵生八牋》这部养生专着，其中卷之十四的《燕闲清赏牋》说得最清楚：“心无驰猎之劳，身无牵臂之役，避俗逃名，顺时安处，世称曰闲”。他说，好古敏求是得闲的方法；焚香鼓琴，裁花种竹，也是追求清欢的门道。学问文章要养性、要悦心，说穿了也都从这个闲字起步。高濂“清心”可以“药志”，实则清心还可以“药”文。“清”者“简”也；一副眼镜通用十二个时辰，要雍正那三十五副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