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先生近日因报纸访问稿误写陈衡恪为陈寅恪一事惹起谈论，张浚生致函戴天作了辩白。信似乎不短，戴天只“撮其与此事相关的段落”转录在他的专栏《乘游录》里。事情始末以及所涉枝节此处不赘，我比较注意的是张浚生信上的一句话：“你办杂志，也完全了解香港报业的习惯，一般记者採访后写的稿子，都不会给被採访者看过。”因为这样，那篇採访稿除了误说清代诗人陈寅恪，“错植的字还不止这一处，甚至有些标点符号也有印错的”，连“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都误为“生也有限，知也有限”。如果真的是这样，张浚生的确是冤枉了，报馆事后应该刊出更正，向被访者和读者致歉。至於“一般记者採访后写的稿子，都不会给被採访者看过”，那是新闻学里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则，不仅仅是“香港报业的习惯”，而是全世界维护新闻自由的国家和地区的朝野人士都必须尊重的採访行为。採访稿刊出前送给被访者过目，那是审查。任何一个抱有专业操守的新闻工作者都不会出卖这个原则。我亲眼看过几位在报界、文化界都很有地位和名望的人要求记者给他们看过採访稿才“准”发表，而且红笔一挥，大改特改，硬要报刊照登。看到这种情况，我替这些名人悲，也替那些就范的报刊悲。新闻专业和新闻自由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的标帜，新闻工作者誓死维护本身专业的尊严之余，也必须不要忘记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学养和写作能力，保证写出来的稿子具有专业水平。

（二）

前几天，深圳来的侯军送我一本《青鸟赋》。那是他的散文集，封面是余秋雨的题字。我在书中第二辑里读到一篇《榆树钱儿是甜的？》，说的是他七十年代末期在天津当记者的故事。侯军奉派到深山区去採写一个名叫榆树沟的村子“大灾之年夺丰收”的重点报道。年轻的支书带领队里干部给这位新闻记者提供辉煌的资料，稿子很快有了眉目。侯军要求让他到一家家社员家里吃饭，饭费照付，藉此了解民情。这样，侯军慢慢发现村子里的老百姓穷得只能吃“榆树钱糊糊”，他们背地里管姓杨的年轻支书叫“杨狗剩”。侯军在社员家里吃他们为他准备的肉包子、小米粥；那家的小男孩肚子饿吵着吃包子，他妈妈用柴棒打他。小男孩的小姐姐忍不住从侯军盘子里抓起一个包子给弟弟吃：“泥鳅，好兄弟，吃吧，这是姐给的。凭啥这好东西都给他们吃，咱们吃不着？凭啥咱饿着肚子还要装着吃饱？凭啥……”

编辑部不断来电话催稿。侯军说：“当我终於悟到这篇稿件所依据的一切，都有可能是虚假的材料时，我实在没有信心再写下去了。到了第五天的晚上，我鼓足了勇气，正式告诉部主任：这篇稿件我只能交‘白卷’了！”部主任大发雷霆，指责他干扰了全报社乃至全市的“战略部署”，批评他“不懂得‘机动灵活’地领会上级意图、创造性地完成政治任务”。侯军辩解道：“主任，您不是总教育我要认真，要把真实性视为自己的眼睛和生命吗？”主任一时语塞，停了片刻才叹息道：“你呀，真是死榆木疙瘩脑袋，根本不开窍。唉，算啦，看来你压根就不是当记者的材料！”侯军到九十年代的今天还在当记者：是当记者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