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林徽因和林徽音都没有错，是同一个人。我在《香草美人杂钞》里提到林徽音，王煜先生来信说是“因”不是“音”，我於是写了一篇《文洁若写林徽因》，提了王先生的指正。文章登出来之后，黄俊东来电话说我没有写错。前几天上海陈子善先生看到《沉浮录》第五卷里收的这篇小文，立刻来信说：“……林徽因最初在《新月》发表诗作就署名林徽音，在《学文》发表小说《九十九度中》仍署名林徽音，只是当时‘海派’男作家林微音的姓名中有两个字与她相同，读者经常误作同一人，一九三五年以后，她发表作品才改署‘林徽因’，以免与林微音混淆。所以林徽音是林徽因的原名，不能算错，谢国桢、陈从周等先生都是对的，王煜先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海派’男作家林微音名字中间一个字是‘微’，不是‘徽’，又及）。另外，金岳霖在认识林徽因之前有过一位外国夫人，后分手，此事现在已很少有人知道了。”陈子善和黄俊东都是潜心研究现代文学的专家，陈先生写书编书尤其下深功夫，新出版的《捞针集》是他的书话文集，九月中旬秋凉之后会到东京的大学做研究半年。我一碰到跟书籍和现代文学有关的难题，常常向他们求救。

其二

昨天晚上我读罢关鸿写的《最后的苏青》，想到小时候看过苏青的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隐约记得一些情节，总觉得没有张爱玲好。我正好跟子善先生通长途电话，聊起苏青。苏青和张爱玲都是敌伪时期在上海走红的作家，日本投降之后都受到非难。关鸿引了苏青的表白，说“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盖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我的问题不是卖文不卖文，而是在於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听说张爱玲也做过同样的表白，意思与文字几乎差不多。张爱玲和苏青是好朋友。张爱玲后来去海外，苏青留在上海。柯灵先生说，上海沦陷，才给了张爱玲机会红起来；苏青也在这样特殊的年代红起来。柯先生说：“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

苏青五十年代编历史剧，为了编写《司马迁》写信向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请教，贾先生后来卷入“胡风事件”，抄家抄到苏青给他的信，株连苏青，坐牢一年半。她晚年得肺病，写很多信给《女声》杂志主编王伊蔚。关鸿说，“苏青晚年的这些信件是留给后世最后的文字”，到一九八二年六十九岁吐血过世。苏青的信上说：“我的朋友都不大来了（有的老，有的忙，有的势利），寂寞惯了，心境很舒服。”还有一封信说：“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了。”关鸿听一位谢先生说，灵堂里没有花圈，没有音乐，也没有人致悼词，只有几个子孙冷冷清清地向她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