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终於看到一本我最怕看到的书。写作几十年，平日报刊上读到评我的文章，不论褒贬，都很感激，读完也不会悬在心上。偏偏陈子善先生主张研究一位作家要尽可能提供其作品之外，相关评论文字的汇集整理也必不可少，他於是决定应上海文汇出版社之约，编造一本关於我的文字的评论集，以柳苏先生当年写的那篇《你一定要看董桥》为书名，并以之为代序。子善先生在《编后记》里说：“已有不止一位论者指出这句话有点‘命令的意味’，但此文是大陆‘引进’董桥散文的首篇介绍，从读者接受史的角度考察，功不可没，因此本书乐於借用并以此文作为代序”。他还说，本书作者以大陆为主，兼及台港三地不同文化背景的论者共同评说，既有专门的评论家，也有普通的读者。书中有些文章在报刊上发表的时候我已经读过了，有些则是第一次读到的，这样合为一册，彷彿批斗大会，惊心动魄；也像追悼仪式，极尽哀荣。这当然是对我这个“一定要”被“看”的“董桥”而言，子善先生非我，不知我之苦也。

（二）

我实在非常悔恨当年写的那些少作，越早年的越可怕。人很难跟过去的自己划清界线，这是憾事。《吉林日报》张放先生说我一些抒情小品的旧作“有心要打破‘散文小说的界限’，则反见其做作，有港台少年的文艺腔，特别是每一段数行的排比句，我看着倒又似在看股票行情表了”。我同意。《粤港信息日报》里怀人先生读了我两年前写的长文《初白庵着书砚边读史漫兴》，觉得“其味醴厚，行文淡远，又惹人伤思”；说我“已过了知命之年”，近期之作“文风趋於平淡”。这正是我还在努力追求的境界；人老了文笔再不浑厚是说不过去的。我八十年代初开始写《这一代的事》才深深鞭策自己写文章“须学、须识、须情”。我相信仅仅是美丽的文字是没有用的。我恨不得毁掉我在那之前出版的所有文集。甚至翻译，我也另有许许多多的领悟，很为早年浅薄的技巧而脸红，也为早年凌云的自信而沮丧。我於是拚命钻回线装的世界里寻找一草一药，希望那些少年时代非常熟悉的文言文可以医治我苍白的文艺病。我也拼命乱看西方传媒的各种报导和评论，希望那些新奇的资讯和考究的叙述可以滋养我陈腐的笔锋。路是漫长的。

（三）

文以载道固然是医治笔下浮泛之良方，无奈载道之文往往死板沉闷，难有灵气。林文月先生评我的《跟中国的梦赛跑》，谈到白居易最重视的“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的新乐府类，在事过境迁的百代之后，反不如感伤的长恨、琵琶脍炙人口且影响久远，因知“诱於一时一物，发於一笑一吟”的闲适之作，未必逊於讽喻诸篇。林先生因此说：“董桥也不必为厚理念而轻感情了”。《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多能结合言志与抒情，论事论政而不乏艺文的铺陈，我觉得那是上上之策。我还在摸索：人家不一定要听我的练习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