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特区政府文康广播局长周德熙坦言香港从来没有一套文化政策，过去的殖民政府根本没有兴趣鼓励市民爱中国、宣扬中华文化、提高民族意识。他抱怨文康广播局既不涉文化，局长更是无兵司令，推动文化毫无实权又缺乏资源，大部分资源都给两个市政局佔去了。他於是建议政制事务局检讨两个市政局架构之际，应该彻底考虑文化艺术资源的分配和架构重整的问题。周德熙自嘲是个改错名的官，人人以为衔头上有个“文”（culture）字，他一定是负责文化政策了，其实那是个美丽的误会：“但我不喜欢假、大、空，那个‘文’字应该取消！”

我跟周德熙只有一面之缘，谈不到三五句话，多年来只从他做官的作风和办事的举措看出他的平实和诚意，觉得他这次向临立会文康广播事务委员会简述《施政报告》内容的时候发了这一番慨叹，当是由衷之言。听说，周德熙当时甚至谈到很多人嘲笑对中华民族骤生感情者为“忽然爱国”，他觉得爱国无罪，讲爱国不必顾忌。他说他这次到上海参加全运会闭幕仪式，从领导人到全场观众都热烈鼓掌欢迎特首和香港代表队，连李丽珊都说感到很激动，真真正正感到自己是中国人。我相信周德熙的激动和感动是真情的流露。我有几位在香港长大的朋友说，回归大典看到国旗徐徐上升、国歌悠悠奏起，感动得泪眼模糊。我记得一九六零年第一次在台北总统府前看国庆阅兵跟一九八四年在北京天安门前看国庆阅兵一样感动，“真真正正感到自己是中国人”。在这样壮观的国家庆典里，老百姓都忘掉了政党和政府的恩恩怨怨，台上的蒋介石和邓小平象徵的是中国的领袖，不是党魁，不是总设计师。我甚至相信周德熙这次在临立会上不惜对自己官职的鞭笞，不啻对香港的文化传统的反省，多多少少是上海之行的余烬之耀：文康广播局在香港做过什么宣扬优秀文化的工作？两个市政局为香港营造过多少文化气息？

（二）

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报上说，上海市有关部门经过半年寻访发掘，在上海市中心的卢湾区初步整理了首批二十处近代名人故居。报道说，臬兰路有一座两层楼的花园洋房，一度是少帅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旧居，楼内现在还挂着张学良的画像。张氏是军政人物，在中国现代史上自有影响，加上“赵四风流朱五狂”的一段韵事，他的故居善加保留，的确可以给上海市营造历史景观，增加旅游卖点，但也远远不及艺文名人故居那样具有浓烈的文化价值。报道中所说的淮湾坊内，原来有一幢巴金住了十八年的老房子，他的《春》和《秋》都是在那里写完的。还有南昌路的一间旧宅，曾经是徐志摩与印度诗人泰戈尔两次会面的地方。思南路八十七号，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名之为“梅花诗屋”，他寓居此处期间，拒绝为日伪演出，留下“蓄鬚明志”的佳话。梅兰芳画的梅花我见过不少，真正好的流传不多，“梅花诗屋”的斋名倒是别緻的。报道最后说，教育家陶行知住过重庆南路五十三号内的三楼亭子间；张大千、刘海粟曾经在马当路一幢房子里潜心创作；沈从文、丁玲、胡也频在淡水路一幢旧楼里做着文学梦。上海市有关部门发掘整理的这些前尘影事，正是大都名城不可没有的华丽的沧桑，也是对文化人的蕴藉的礼敬。录此聊供周德熙消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