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羨慕雷颐工作的地方那么充满“历史”。收到他寄来的新书《取静集》先读《自序》。我看书总爱先读序文。序文难写，写得好，书一定不差。我向来怕写序，正是担心坏了全书几万字的功德。雷颐这本书充满学者聊天的清幽境界，都袅袅薰到《自序》里去了。我猜想那跟他一九八五年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是分不开的。他说，位於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的研究所，明代是特务机构“东厂”的所在，清代是慈禧宠臣荣禄的府邸，后来荣禄将之送给袁世凯，袁世凯民国初年又送给了黎元洪，成了黎元洪的总统府。再后来，那地方又成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罗常培、汤用彤、郑天挺、贺麟、向达、唐兰、梁思永等一大批鸿儒硕学都在那里工作过、居住过。胡适在北大校长任上也住在面。雷颐说，在这样的地方研究历史是深具象徵意味的：“曾经在这里进进出出的忠臣孽子、豪傑奸雄、武夫文人，曾经在这里酝酿发动理想与阴谋、正义与邪恶、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似乎又全都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幽幽地浮现出来。”可是，在他的周围，古意盎然的四合院渐渐变成拥挤不堪的大杂院，大杂院一夜之间彷彿又变成了高档大厦。毗邻的中科院图书馆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正在准备离开中心，迁往边缘，原址将由开发商建成商厦写字楼。

（二）

这正是雷颐说的从“文化中国”转化到“市场中国”的现象，而他所熟悉的当前学术的困境，难免又要“蹒跚经济政治间”了。前一阵子，有一位大陆的新闻工作者也跟我谈起中国面临重组价值观的问题，说到知识界担忧和企盼的複杂心情，包括他自己在内。我们那天下午谈得很纵横，他甚至认为香港的特区政府很幸运，不必面对这样辣手的问题。我说他们要面对的是另一套价值观的重组问题：洋为中用的问题。他问我说：“你最担忧的是什么？”我说我最怕的是看到特区政府高官的两种表情：一脸茫然和一脸狡黠；茫然，怕的是他们真的看不清利害；狡黠，怕的是他们低估了利害。他笑弯了腰。

我并不是在开玩笑。我们谈的那许多担忧和企盼乃至那些担忧和企盼衍生出来的现象，《取静集》里的好多篇文章谈得透彻千倍。雷颐是副教授，是中科院《近代史研究》的副主编，深沉的学术训练虽然束缚了他灵动的文采，所议所论却不是象牙塔里的幻象，现实之处沉痛得教人沮丧。他不忍心责备要用菲薄的薪金吃饭、住房、养家的学者，知道他们必须靠稿费和职称谋求一点宽裕，很难不顾人情建立一套客观、科学、公正的学术评价系统。“为公平计，只得以铅字的多少、码字儿的高低作为评定学术水平高低的标准”，因此，“‘着书不立说’成为新的人文景观，‘着作等身’一词正在失去原有的文化内涵，而渐渐成为物理意义上单纯的物体对比”。认识了这样的人文景观，看到了开发商逼走中科院图书馆的珍本善本古籍，雷颐自然不觉得惊讶，却有权表示他的感伤甚至是愤慨。他欣赏温文尔雅的朱自清先生偶然发作的脾气，一言不合命令一个来访的学生滚蛋；宴会上不耐烦大家互相让座，径自坐上首席，有了这样的另一面，朱自清才真正称得上是“最完整的人格”，雷颐说。我常想，中国也许真需要朱生先这样宁静的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