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景端为出版《冰心译文集》，向冰心请教一些翻译问题，请冰心为《译文集》写序。

他在《新民晚报》上写了一篇《与冰心谈翻译》，说的就是这件事情。冰心对翻译讲了三个观点。一是翻译必须是有价值的。她总是先读一遍，印象深刻，重读一遍，直到觉得实在有翻译价值，这才着手翻译。二是译者必须敢於对译文负责。她主张依原文翻译，不赞成从别人的译文翻译。她译泰戈尔的诗，不是别人从印地语译成英文后再由她译成中文；她译的是泰戈尔自己用英文写的诗。冰心说，她是在有把握了解作者的原意之后才动笔翻译，“在‘信’字上，我自己可以负责”。这正是“译德”。三是要尽量翻译自己熟悉和喜欢的作品。

（二）

翻译有价值的作品当然是最理想的做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市场主导的架构里，以翻译为职业的人往往只能以出版社的选择为依归，不容易满足自己选材的主观意愿。我最初出道做翻译工作的时候译过一些今日世界出版社的美国着作，都有些文学价值，尚算幸运。重译别人翻译的作品当然不是最好的做法，可是，当年翻译家汤新楣重译了一些人家译过的作品，却有脱胎换骨的神功；他重译海明威的《战地春梦》是最好的例子。我刚来香港的第一年找不到工作，徐言于先生推荐我给一家报社译法国女作家柯烈的小说。我的法文只有初级程度，只好从英译本翻译，那是下下之策了。至於翻译自己熟悉和喜欢的作品，那真是退休的译林高手应该做的大事业，萧乾夫妇晚年译《优利西斯》是一大功德。

在左风炽热的时期，文体简白的新体诗和白话小说一样不容易闯过统治者的审查关口；引经据典的旧体诗含意缥缈玄虚，寓意的转圜空间反而拓大了，影响力又不致太过普罗，所以，罗先生说，“新文学家写旧体诗的特别多”。当然，新体诗能够写到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境界，还是值得击节的：“我拾起一块石头/我听见一个声音在里面吼：/‘不要惹我/让我在这里躲一躲’”。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的纸壁斋主人荒芜称讚这首诗“是傑作，形象地刻划了文革留在中国人心理上的恐怖。”

（三）

文学经典着作大半比较深奥，译者经常需要在译文中穿插许多註解，翻译於是与学术研究合二为一了。周作人的译文常常附加许多译註和译者附记，陈子善认为那往往是一篇篇学识和情致揉而合之的小品，可惜出版社往往删去这些部分，免得读者觉得深奥沉闷。周作人当然很不开心。陈子善先生最近编出了周作人译日本作家文泉子的《如梦记》，短短七十几页的译文里，每章几乎都有《译者附记》，周作人大概也知道有些读者未必喜欢看这些《附记》而分心，他说：“不妄译此书，极想不加小註以烦扰读者，但有数处非註不明，不得已添此八则，却亦未能说得清楚，深以为憾。”

（四）

周作人的译文有的地方大见文采，有的地方笔力却弱了。那是从事翻译的人都很难避免的景况：“沿了恣意茂生着的木槿的篱笆，有一座古旧的瓦屋顶的大门。进了门，即是荒山氏住宅，斜着走去，才是我家。据说从前是什么阔人的邸第，现在只孤独的剩下两户人家，周围全都是蚕豆田了。”有一些段落，往往只是句子里的“着”字在作怪，译笔还是很可观摩的：“凌霄花缠绕着直到树梢，花在夕阳中映照着，非常美丽。在豆田中间，桑树以及苹果树茂生着，枝叶交加，几乎分不出界限来。风一阵吹来，蚕豆的叶翻转白色的背面，波浪似的乱动。豆花的香气宛如漂浮在空中，阵阵袭来。我平常总在田中和绢姑玩耍。”老实说，我还是比较喜欢读周作人的那些《译者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