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金耀基先生是我生平很敬重的一位学人。我读过他的不少学术着作，很为他的治学心境所感动；我也读过他的不少散文小品，很为他的才情文思而惊羨。他处世练达，自有运筹帷幄的本领，多年来不得不受命担任许许多多消磨性灵的行政工作，打扰了他撰写学术着作的心情。每到他腾得出时间回到书房的时候，他只好埋头从事治学工作，尽力巩固和提昇他的教授桂冠，从而冷落了他营造金体散文的天赋。抱着亦师亦友的矛盾感情，我既愿意不断看到他出版一部又一部的学术着作，却也难免加倍缅怀他写剑桥和海德堡语丝的缤纷岁月。两者对比，我当然宁愿金耀基的大笔多写那一串串闪耀着学人灵光和文人雅兴的不朽语丝。我毕竟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和远见去评估香港学术事业的前景；我只是非常直觉地意识到金耀基有了今日的成就与地位，实在不必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去应付香港学术机构与教育部门的会计哲学；有些差事充其量只是失意的银行家和泄气的公务员谋杀光阴和金钱的crossword puzzle。

就在这样的困惑和悬念的心情下，我突然又看到了金耀基的新书：《中国政治与文化》。我充份相信作者可以一边抽烟斗一边坐在书房的扶手软椅上娓娓议论一国两制、民主发展、社会主义、儒家体制和现代文明。我在不少场合中亲眼瞻仰过金耀基的渊博和辩才。即使在这样一部从头到尾都要受学术论文的镣铐所束缚的论文集里，金先生仍然可以翩翩舞出华尔滋。可是，我到底不服气看着这样一颗明亮的心智还要处处引述比他浅薄的人的观察和立论，为的只是迁就现代学术论文的游戏规则。当然，在几篇我格外有兴趣的篇章里，我还是不断看到万绿丛中金耀基的那一点红，比如《国家社会主义与中国知识分子》，比如《后儒学文化中的民主探索》。起码我不必扯大嗓门叫道：“金教授，你在哪儿啊？”

（二）

我无由亲炙学府中academic accounting的系统，始终好奇的只是墙内学人在学术殿堂上承先启后的薪传大业。柳存仁先生认为研究中国学问需要“努力爬罗剔抉，就前人的业绩上去芜存菁，希望能够在一个可以预计的时期内在某一方面做出一点成绩来”，余英时先生说这是现代学术专业化的一个中心观念。我认识的学术界朋友和前辈不少，看到他们着作有成，声名日隆，衷心敬仰之余，常常觉得他们为发展学问、积累知识而奉献出一生的精力，实在辛苦。余先生为柳公《和风堂新文集》所写的序文引用陈援庵关於现代学术论着的一段描述：“论文之难，在最好因人所已知，告其所未知。若人人皆知，则无须再说；若人人不知，则又太偏僻专门，人看之无味也。前者之失在显，后者之失在隐，必须隐而显或显而隐乃成佳作。”我很早以前也读过《陈垣来往书信集》里的这段话，每读学术着作，总是以此为度量高下之标准，果然大有启示。搜集材料、考证材料乃至联缀成文，那都是非常磨人的事情，但是，最艰难的还是陈援庵说的“凡论文必须有新发现，或新解释，方於人有用”。

我读金耀基早年写的那部《大学之理念》，看到的正是他关心学术“於人有用”的构想。到了这一本《中国政治与文化》，他昂然迈进经济市、行政市、政治市的香港，站在“九七”的历史楼台上鸟瞰母体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秩序，为的不仅仅是“於人有用”，更是於港有用、於国有用。书中《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才是真正的压卷之作：我隐约闻到金先生烟斗的香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