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它没名字，名字是后来取的。一个楼的邻居大部分是东北人，养动物的也不止我们一家，所以都得有名字，不然出了纠纷难以裁判。比如人家上门告状，说那只麻花儿鸡是你家的吧？二号的麻老太晒的绿豆给它偷吃了。我家顾妈不认账，说麻老太把笸箩用绳子吊在树上晒豆子，我家鸡又不会上树！据说顾妈在爸爸和他两个姐姐还年少的时候，就来到我家被祖母聘用了。她来的时候一口扬州话，一生只说吴淞话的祖母，误把她的管姓听成了顾，解放后落户口，她便由“管翠莲”变成了“顾翠云”。

顾妈是扬州乡下人，泼辣，嗓门大，把家虎一只，带上海味的扬州话，吵架活色生香。她随着连年当优秀教师的奶奶从上海搬到父亲下放的马鞍山，跟一帮工人家属住在一起，自然生出几分优越感。母鸡上不了树，上了树就成凤凰了，顾妈的逻辑。她进一步抵赖：谁家的麻花儿鸡？我家没有带麻子的鸡。顾妈心想，我家的鸡哪里麻花？远不如楼下老太的脸麻花！一个楼的邻居都由顾妈重新命名；我们的楼一层四户，四层楼十六家人，每层四个门楼由一条公共的、半露天走廊串起，串门既方便，于是在顾妈的名册里就有了二号的麻皮老太，三号的大辫子……五号的驼背……七号的四只眼……告状者是十六号的葫芦头（那一户好几个青皮葫芦头），十二岁的葫芦头说，明明有人看见你家的麻花儿鸡飞到筛子上去啄绿豆的，二号的老太在楼下骂大街骂了一上午了。

麻花儿就此有了大名，再闯祸人家连名带姓骂上门来。邻居们早先从鞍山钢铁厂南迁过来，支持新创建的马鞍山钢铁厂，所以麻花的名字给钢铁工人的妻子和孩子们一叫，就是“麻花儿”。

麻花儿其实偏红色，只有披肩一般的颈毛下端带几圈隐隐的芦花纹路，翅膀尖是黑色，黑色上面也有一些斑纹，所以叫它麻花儿是有些勉强的。麻花儿是一只漂亮的母鸡，身材娇小，头翘尾翘，浑身没有一块多余的肉，极其紧凑干练，是一只喜鹊的线条。麻花儿最美的是它脑袋，头顶一撮红缨子，我姑且说它天生凤冠。这点它自己知道，所以很会炫美，看你的时候，左边那只眼瞥你一下，凤冠一甩，再用右边那只眼扫你一下。它不长不短的腿脚，走路步子玲珑，很闺秀气的，就那对翅膀长得出奇，上翘的翅尖，因此静态的它就有些像鸳鸯。因为它两只健硕而修长的翅膀，每天早上我们偷懒，直接把它从阳台上放飞。这是它最开心的一刻，总是咯咯咯欢叫着滑翔，尽量延长落地前的时间，享受由地禽升格为飞禽的错觉。麻花儿是只地道的母鸡，能生会养，一年只有两季，下蛋季和抱窝季。下蛋季的它每天下蛋，准时在下午三四点钟临盆。下蛋前它不管疯得多远都会急忙忙回家，咯咯咯地一步步跳上楼梯，顾妈听见它叫声就开门，它早已经给蛋憋成大红脸，进门便直奔西阳台上的草窝，一会儿工夫整个楼都能听见它报喜：咯咯哒，下完啦！咯咯咯咯哒！下蛋季一过，麻花儿就闹着抱窝，两只翅膀垂下来，翅尖拖地，用完全不同的一种声音叫，听上去是“咕……呜……咕……呜……”，有点像偶然落在窗台上的鸽子。我们全家都讨厌抱窝季的麻花儿，不仅吃白食，还不出去上厕所，西阳台上气味恶劣，谁都不敢随便踏脚。顾妈骂骂咧咧，每天用炉灰撒在阳台地面上，一簸箕一簸箕地把麻花儿的排泄物清理出去。那时十一岁的我，觉得闹抱窝的麻花儿有点可怜，想做母亲，可又没有准生证，着床的蛋也都落进了我们的肚子：随便它下多少蛋，都被我们急不可待地一只只地吃掉。那时的副食供应紧张，什么都要票，鸡蛋在黑市要两毛钱一只，爸爸下放原有的工资停发，我们一家一人领十八块生活费，两毛钱一个蛋，顾妈掏钱的时候手心直出汗。由此说来，麻花儿对我和哥哥的成长做出了重大的蛋白质贡献。哥哥后来长成一米八四的大个子，顾妈叫他大块头，军功章有麻花儿一半。

父亲下放马鞍山，在焦化厂劳动改造。每天晚上爸爸两鼻孔黑炭，脖子上缠一条据说早上出去还雪白的黑毛巾回家，拎一个饭盒，里面有时放着一份厂子里特供的油炸花生米。花生米是哥哥和我最爱吃的，他在工厂食堂碰上，就买一份回来。跟“文革”前坐写字台的父亲比较，他成了另一个父亲，很顾家，也谦卑本分。晚饭后，大家休息，他还要在二十五瓦的灯下给厂子的报刊栏画漫画。后来画漫画的天才让他从车间里彻底被解放出来，专供厂宣传科差使，需要画什么全归他。正画着漫画的父亲一听麻花儿出去惹祸，吃了工人阶级的豆子，要顾妈看紧点，人都夹着尾巴，一只鸡敢那么张着翅膀招摇？母亲也下放工厂做电焊工，提议不如就杀了麻花儿炖汤。顾妈坚决不同意，说杀了麻花儿，一天一个蛋谁来下？顾妈在我家很做主，我们都惧她三分，在邻居中，她也不像我们家其他长辈，做那个时代低头夹尾的知识分子，她可没有原罪意识：我是农民我怕谁。顾妈代我们当了家，这事就此不议。

其实麻花儿活下来已属不易。跟它一窝的十个鸡雏就活了它一只。它的母亲我至今记得，也是特经活、特皮实的一条性命。麻花儿的妈妈是只黄母鸡，中西混血，婆家是夕阳种族，叫九斤黄，是外公从农学院买来的。有一次我玩穿珠子，把玻璃珠掉了一地。由于那时大米限量，黄母鸡终日吃糠咽菜，以为终于吃上一把米了，跟我抢地上的珠子，我的手指哪有它嘴啄得快？一把珠子大部分进了它的嗉子。叫来外婆，外婆扒开黄母鸡胸前的毛要我看：你作的什么孽？叫你别把珠子掉地上你不听！我隔着一层薄薄的鸡皮，能看见嗉子里一颗颗珠子的形状！外婆说，珠子是玻璃的，一会儿就会把黄母鸡的嗉子扎破，看明天谁给你下蛋吃。外婆看着黄母鸡开始出现不良反应，一会儿就趴在地上，嘴巴在水门汀上反复摩擦，如同剃头匠在荡刀布上荡刀。外婆想，反正它也是个死，不如死马当活马医。她拿来一把剪子，一根绳子，用绳子绑住鸡腿，再让我使劲捉住黄母鸡的翅膀，她摘下鸡胸上几根毛，点了根火柴把剪刀锋刃烧了烧，然后让我闭上眼，我只觉得黄母鸡叫声像个哭丧妇，翅膀在我两只儿童手的抓握中变得又烫又硬，并抖得可怕……睁开眼，外婆的开刀手术快结束了，正在用缝衣针给黄母鸡缝合嗉子上的裂口，然后再缝合外皮的裂口。地面上，二十多个玻璃珠。黄母鸡趴了几天窝，翻着灰白的眼，最终还是从窝里站起来，开始吃糠咽菜。

第二年春天，黄母鸡孵出了十个小鸡雏，一模一样的淡黄色，一模一样的毛茸茸，但最后就只活下来一只，就是麻花儿。外公和外婆家有个后院，后院种了三棵桑树，半亩青菜，一架丝瓜，丝瓜架下吊了蝈蝈笼子，住着两只据说过了一冬的蝈蝈。也不知什么时尚，孩子们流行养蚕，不时有孩子爬到屋顶上，用杆子够外公的桑叶，又一次居然把三棵桑树都剃光了头。学校都在写大字报，斗争老师，孩子们上房揭瓦，外公只好代为管教。他捉住两个偷桑叶的贼，拎到那时最高权威的军代表面前。之后不久的一天早晨，外公打开鸡笼，黄母鸡只带着一只小鸡走出来，就是麻花儿。那时麻花儿三个月，个子最小，大概被兄弟姐妹们挤到最后面，没抢着被下了毒的米饭。黄母鸡能幸免，因为它把难得的白米饭让给自己的孩子们吃。

麻花儿是外婆当礼物送给奶奶的。传递礼物的是我。外婆把麻花儿放在一个带盖子的竹篮里，很像是一份走亲戚的礼物。当时的麻花儿跟后来美丽的鸳鸯喜鹊型的小母鸡完全不同，它黄不黄红不红，成年羽毛长了一半，胎毛还没脱尽，正处于狼狈阶段，所以祖母见了它不知外婆什么意思。直到麻花儿一岁时，开始每天下一个粉粉的热乎乎的蛋，祖母才明白外婆的礼物有多珍贵。麻花儿是隔代混血儿，身材小巧的它下的蛋个头却返祖，跟西洋鸡蛋差不多大，两个蛋混着黄瓜片或蚕豆瓣抑或大白菜心，就能炒一大盘菜，够我和哥哥打一次牙祭。

那时运动很多，包括禁养动物运动。运动一来，对家畜说打就打。十多岁的孩子们反正在学校上不了几节课，闲得长毛，有什么给他们打打，就是狂欢节。孩子们扛着棍棒，那是给狗准备的，腰里别着弹弓，那是对付飞禽和地禽的。我家麻花儿是飞禽和地禽之间的族类，打急了就飞上树枝，红红的躲在槐树花后面，以为它就从打畜队视野里消失了。它不知道，一个神枪手的弹弓已经把它锁定，手指头宽的橡皮筋带着微微的抖颤被拉开来，子弹是一粒指甲盖大的石子……麻花儿在槐花后面，偏过头，用左眼打量一下满地喊打的少年们，又一甩顶戴红缨，再用右眼打量他们一番，懵懂地想：这些年轻的两足兽真不好惹，隔一阵总要找个冤家打一打……啪地一下，麻花儿感到右眼一阵滚烫，接着热流从眼眶里奔流而出。接下去，它发现自己的视野就剩了一半。剧烈的疼痛使麻花儿变成了一只真正的飞禽，它尖叫着飞翔起来，在一棵棵树之间飞翔……

钢铁工人的宿舍区一排排一模一样的红砖楼，白色门窗和阳台，太阳不出来都像是阳光明媚，太阳一出来简直就能拿它们给新社会做看图说话。我们家的楼建在山坡上，再隔两座楼就是一座不太高的山，叫雨山。雨山上在修防空洞，每天下午炸山，但麻花儿顾不了了，扑棱着长长的翅膀就上了山。两足的兽在速度上毕竟敌不过带翅的物种，麻花儿在如雨的弹弓子弹追逐中，最终消失在山坡上的松树林里。那是麻花儿第一次把蛋下在野地，也是第一次下了蛋装哑巴，一声不敢吭。

麻花儿下山的时候天擦黑，伤痛已经钝了。路灯阑珊，麻花儿把头偏向左，看着两足兽少年们的棍棒横过来了，架在他们还有成长空间的肩膀上，棍棒上吊着四足畜类和它的同类。少年们大战胜出，麻花儿目送凯旋之师远去，这才瑟缩着身体，碎步而行，腿脚都软了，非翅膀帮忙不能上楼，终于挨到了家门口。

那晚我们全家都放弃了希望。闷闷地开晚饭，闷闷地念想起麻花儿的好处。对于麻花儿，我们都感到太漠视它的智商和情商，为什么不让麻花儿做一回母亲？麻花儿一定会是个好母亲，会带出一群好孩子，说不定是一群像麻花儿一样能生会养的鸡娃子，那我们就从此结束买黑市鸡蛋的吃亏交易。就算禁养运动到来，十只鸡总不会统统死于棍棒之下，总会留几个幸存者，而麻花儿这天就不至于成为唯一的靶子。现在晚了，麻花儿不知已做了谁家的佳肴，那年头，吃一只鸡可了得。饭桌上没人说话，但我觉得大家心里都闹哄哄地在后悔。门外的咕咕声打断了餐桌上的默哀。我们喜出望外地对视一眼，确认都听见了而不是幻觉，然后我从凳子上一跃而起，打开大门。

走进来的麻花儿把我们都惊呆了：一只眼球挂在麻花儿的腮帮，被一根不明的纤维牵连着，晃荡着，血已经黑了，浸染了它带斑纹的披肩，可以说它一半是披着自己的血。顾妈来到它面前，不动了，似乎此刻的麻花儿是个很棘手的事物。大家都无语，看她终于把麻花儿抱起，来到灯下。那脱离眼眶的眼珠已有些干瘪，但我相信那最后令它恐惧的场面一定被摄入其中，那最后的蓝天白云、绿树百花一定也映照在上面。顾妈用剪子轻而易举就剪下了那根连接着眼球和眼眶的不知名堂的纤维，眼珠小小的待在顾妈的手心，显然从此不再看得见草上的花、草下的虫、地上的米、盆里的水，以及它自己从来没有孵出过儿女的蛋。顾妈用红药水在麻花儿原本是眼睛的地方涂抹了一下。这么美的麻花儿，就此成了独眼龙。

我家顾妈不认账，说麻老太把笸箩用绳子吊在树上晒豆子，我家鸡又不会上树！

运动正值高潮，外面天天传来喊打声，麻花儿就只能待在阳台上，照样每天下蛋，每天自豪地高歌它的产量。它有时被允许进到屋里来走走，它咕咕地自语着，用它的独眼各屋巡视。那顶凤冠仍然华丽，看你时还是偏着脸左眼看看，再一甩红缨子，把空瘪的右眼眶朝你扫一下，毫无必要，只不过习惯使然。

正如祖母预见，凡是运动，都是有始有终，过一阵大家腻味了，兴致冷了，自然也就终了了。没过几个月，邻里就又出现了家禽家畜，天上的鸽子哨音婉转，地上的鸡鸭咕咕嘎嘎，只要一看见街口出现带棒子的身影，各家男女老少就唤各家的动物们回家。所以给动物们取名此刻彰显出格外的重要性。

麻花儿断趾是它自己的错。一批说是为建防空洞的砖头堆在楼下大半年，孩子们用来搭碉堡、筑城墙，三国演义了好几轮，砖仍然堆在那里。砖缝里，蛐蛐都开始安家立业，百脚虫也开始娶妻生子。麻花儿就是追踪一条百脚虫进了砖堆。一条成年百脚虫对于久不见荤的麻花儿可是大菜，它决不放弃地用脚刨、用嘴啄，最后砖头垮塌了，砸在它脚上。在周围玩耍的儿童们听见麻花儿的惨嚎，赶过去，把砖挪开。麻花儿的两根足趾被砸扁了。从此，麻花儿不仅独眼，还是翘脚。

我当兵四年才得到第一次探家假期。家里没有了麻花儿的身影，问起来，妈妈说奶奶去世后，顾妈回了扬州老家，谁管得了家里的动物呢？我没再接下去问了，不问也知道。那是中国食品最贫乏的时候，妈妈一定把麻花儿拆整为零，咽下到肚子里去缅怀了。麻花儿的肉体一定被做成了一锅好汤，那汤的滋味一定不同寻常的鲜美，因为麻花儿经历了那么多生育的喜悦，那么多疼痛和惊吓，那么多次逃亡，那么多的伤痛，邻里常常在凌晨听到几只雄鸡啼鸣，也许它还暗暗害过思乡病也未可知，那些有趣的、强烈的经历都会增加它的滋味，那汤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