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想到我的邻居时，那些康科德的农夫们，他们的境遇至少同别的阶级一样好，我发现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都已工作了二十年三十年或四十年了，为的是他们可以成为他们农场的真正主人，通常这些农场是附带了抵押权而传给他们的遗产，或许是借了钱买下来的，——我们不妨把他们的劳力中的三分之一，作为房屋的代价，——通常总是他们还没有付清那一笔借款。真的，那抵押权有时还超过了农场的原价，结果农场自身已成了一个大累赘，然而到最后总是有承继的人，正如他自己说的，因为他这个承继人和农场太亲近了。我找评价课税官谈过话，惊诧地发现他们竟然不能够一口气背出十二个拥有农场，而又自由、清白的市民来。如果你要知道这些家宅的实况，你得到银行去问一问抵押的情形。真正能够用劳力来偿付他的农场债务的人是这样地少，如果有的话，每一个邻人都能用手指把他指点出来。我疑心康科德这一带还找不出三个这样的人。说到商人们，则绝大部分商人，甚至一百个中间大约有九十六个是肯定要失败的，农夫也是如此。然而关于商人，其中有一位曾经恰当地指出，他们的失败大都不是由于亏本，而只是由于不方便而没有遵守诺言；这就是说，是由于信用的毁损。这一来，问题就要糟糕得多，而且不禁使人想到前述那三个人的灵魂，说不定将来也不能够得救，也许他们会比那些老老实实地失败的人，在更糟的情况下破产。破产啊，拒付债务啊，是一条条的跳板，我们的文明的一大部分就从那里纵跃上升，翻了跟斗的，而野蛮人却站在饥馑这条没有弹性的木板上。然而，每年在这里举行的米德尔塞克斯耕牛比赛大会，总是光辉灿烂，好像农业的状况还极好似的。

农夫们常想用比问题本身更复杂的方式，来解决生活问题。为了需要他的鞋带，他投机在畜牧之中。他用熟练的技巧，用细弹簧布置好一个陷阱，想捉到安逸和独立性，他正要拔脚走开，不料他自己的一只脚落进陷阱里去了。他穷的原因就在这里；而且由于类似的原因，我们全都是穷困的，虽然有奢侈品包围着我们，倒不及野蛮人有着一千种安逸。查普曼歌唱道：

“这虚伪的人类社会——

——为了人间的宏伟

至上的欢乐稀薄得像空气。”

等到农夫得到了他的房屋，他并没有因此就更富，倒是更穷了，因为房屋占有了他。依照我所能理解的，莫墨斯曾经说过一句千真万确的话，来反对密涅瓦建筑的一座房屋，说她“没有把它造成可以移动的房屋，否则的话就可以从一个恶劣的邻居那儿迁走了”；这里还可以追上一句话，我们的房屋是这样不易利用，它把我们幽禁在里面，而并不是我们居住在里面；至于那需要避开的恶劣的邻居，往往倒是我们的可鄙的“自我”。我知道，在这个城里，至少有一两家，几乎是希望了一辈子，要卖掉他们近郊的房屋，搬到乡村去住，可是始终办不到，只能等将来寿终正寝了，他才能恢复自由。

就算大多数人最后是能够占有或者租赁那些有了种种改善的近代房屋的吧。但当文明改善了房屋的时候，它却没有同时改善了居住在房屋中的人。文明造出了皇宫，可是要造出贵族和国王却没那么容易。如果文明人所追求的并不比野蛮人追求的来得更加高贵些，如果他们把大部分的时间都只是用来获得粗鄙的必需品和舒适的生活，那未他何必要有比野蛮人更好的住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