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找他去的时候，他不在家。我在外面走动，起先没有给里面注意到，那窗子根深而且很高。屋很小，有一个三角形的屋顶，别的没有什么可看的，四周积有五英尺高的垃圾，像肥料堆。屋顶是最完整的一部分，虽然给太阳晒得弯弯曲曲，而且很脆。没有门框，门板下有一道终年群鸡乱飞的通道。柯夫人来到门口，邀我到室内去看看货色。我一走近，母鸡也给我赶了进去。屋子里光线暗淡，大部分的地板很脏，潮湿，发粘，摇动，只有这里一条，那里一条，是不能搬，一搬就裂的木板。她点亮了一盏灯，给我看屋顶的里边和墙，以及一直伸到床底下去的地板，却劝告我不要踏人地窖中去，那不过是两英尺深的垃圾坑。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头顶上，四周围，都是好木板，还有一扇好窗户，”——原来是两个方框，最近只有猫在那里出进。那里有一只火炉，一张床，一个坐坐的地方，一个出生在那里的婴孩，一把丝质的遮阳伞，还有镀金的镜子一面，以及一只全新的咖啡磨，钉牢在一块幼橡木上，这就是全部了。我们的交易当下就谈妥，因为那时候，詹姆斯也回来啦。当天晚上，我得付四元两角五分，他得在明天早晨五点搬家，可不能再把什么东西卖给别人了；六点钟，我可以去占有那棚屋。他说，赶早来最好，趁别人还来不及在地租和燃料上，提出某种数目不定，但是完全不公道的要求。他告诉我这是唯一的额外开支。到了六点钟，我在路上碰到他和他的一家。一个大包裹，全部家产都在内，——床，咖啡磨，镜子，母鸡，——只除了猫；它奔入树林，成为野猫，后来我又知道它触上了一只捕捉土拨鼠的机关，终于成了一只死猫。

这同一天的早晨，我就拆卸这棚屋，拔下钉子，用小车把木板搬运到湖滨，放在草地上，让太阳再把它们晒得发白并且恢复原来的形状。一只早起的画眉在我驾车经过林中小径时，送来了一个两个乐音。年轻人派屈里克却恶意地告诉我，一个爱尔兰邻居叫西莱的，在装车的间隙把还可以用的、直的、可以钉的钉子，骑马钉和大钉放进了自己的口袋，等我回去重新抬起头来，满不在乎、全身春意盎然地看着那一堆废墟的时候，他就站在那儿，正如他说的，没有多少工作可做。他在那里代表观众，使这琐屑不足道的事情看上去更像是特洛伊城众神的撤离。

我在一处向南倾斜的小山腰上挖掘了我的地窖，那里一只土拨鼠也曾经挖过它的丘穴，我挖去了漆树和黑毒的根，及植物的最下面的痕迹，六英尺见方，七英尺深，直挖到一片良好的沙地，冬天再怎么冷，土豆也决不会冻坏了。它的周围是渐次倾斜的，并没有砌上石块；但太阳从没有照到它，因此没有沙粒流下来。这只不过两小时的工作。我对于破土特别感到兴趣，差不多在所有的纬度上，人们只消挖掘到地下去，都能得到均一的温度。在城市中，最豪华的住宅里也还是可以找到地窖的，他们在里面埋藏他们的块根植物，像古人那样，将来即使上层建筑完全颓毁，很久以后，后代人还能发现它留在地皮上的凹痕。所谓房屋，还只不过是地洞入口处的一些门面而已。

最后，在五月初，由我的一些熟识的人帮忙，我把屋架立了起来，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必要，我只是借这个机会来跟邻舍联络联络。关于屋架的树立，一切荣耀自应归我。我相信，有那么一天，大家还要一起来树立一个更高的结构。七月四日，我开始住进了我的屋子，因为那时屋顶刚装上，木板刚钉齐，这些木板都削成薄边，镶合在一起，防雨是毫无问题的，但在钉木板之前，我已经在屋子的一端砌好一个烟囱的基础，所用石块约有两车之多，都是我双臂从湖边抱上山的。但直到秋天锄完了地以后，我才把烟囱完成，恰在必需生火取暖之前，而前些时候我总是一清大早就在户外的地上做饭的：这一种方式我还认为是比一般的方式更便利、更惬意一些。如果在面包烤好之前起风下雨，我就在火上挡几块木板，躲在下面凝望着面包，便这样度过了若干愉快的时辰。那些日子里我手上工作多，读书很少，但地上的破纸，甚至单据，或台布，都供给我无限的欢乐，实在达到了同阅读《伊利亚特》一样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