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我就干得更好了，因为我把总需要量的全部土地统统种上了，只不过一英亩的三分之一，从这两年的经验中，我发现了我没有给那些农业巨著吓倒，包括亚瑟·扬的著作在内。我发现一个人如果要简单地生活，只吃他自己收获的粮食，而且并不耕种得超过他的需要，也不无餍足地交换更奢侈、更昂贵的物品，那末他只要耕几平方杆的地就够了：用铲子比用牛耕又便宜得多；每次可更换一块新地，以免给旧地不断地施肥，而一切农场上的必要劳动，只要他夏天有空闲的时候略略做一做就够了；这样他就不会像日前的人们那样去和一头牛，或马，或母牛，或猪猡，捆绑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我希望大公无私他说话，作为一个对目前社会经济措施的成败都不关心的人。我比康科德的任何一个农夫都更具独立性，因为我没有抛锚固定在一座房屋或一个农场上，我能随我自己的意向行事，那意向是每一刹那都变化多端的。况且我的光景已经比他们的好了许多，如果我的房子烧掉了，或者我歉收了，我还能跟以前一样地过得很好。

我常想，不是人在放牛，简直是牛在牧入，而人放牛是更自由的。人与牛是在交换劳动，如果我们考虑的只是必须劳动的话，那末看来牛要占便宜得多，它们的农场也大得多。人担任的一部分交换劳动便是割上六个星期的干草，这可不是儿戏呢。自然没有一个在各方面的生活都很简单的国土，就是说，没有一个哲学家的国土，是愿意犯这种重大错误来叫畜生劳动的。确实世上从未有过，将来也未见得会有那么个哲学家的国土，就是有了，我也不敢说它一定是美满的。然而我绝对不愿意去驯一匹马或一头牛，束缚了它，叫它替我做任何它能做的工作，只因为我怕自己变成了马夫或牛倌；如果说这样做了，社会就得益非浅，那未难道能够肯定一个人的盈利就不是另一个人的损失，难道能够肯定马房里的马夫跟他的主人是同样地满足的吗？就算有些公共的工作没有牛马的帮助是建立不起来的，而且就让人类来和牛马一起分享这种光荣；是否能推理说，那样的话，他就不可能用更加对得起自己的方式来完成这种工作了呢？当人们利用了牛马帮助，开始做了许多不仅是不需要的和艺术的，而且还是奢侈的和无用的工作，这就不可避免的要有少数人得和牛马做交换工作，换句话说，这些人便成了最强者的奴隶。所以，人不仅为他内心的兽性而工作，而且，这像是一个象征，他还为他身外的牲畜而劳动。虽然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砖瓦或石头砌造的屋子，一个农夫的殷实与否，还得看看他的兽厩在什么程度上盖过了他的住屋。据说城市里有最大的房屋，供给这儿的耕牛、奶牛和马匹居住；公共大厦这一方面毫不落后；可是在这个县里，可供言论自由与信仰自由用的大厅反倒很少呢。国家不应该用高楼大厦来给它们自己树立起纪念碑，为什么不用抽象的思维力来纪念呢？东方的全部废墟，也决不比一卷《对话录》更可赞叹！高塔与寺院是帝王的糜侈。一个单纯而独立的心智决不会听从帝王的吩咐去干苦活的。天才决不是任何帝王的侍从，金子银子和大理石也无法使他们留芳百世，它们最多只能保留极细微的一部分。请告诉我，锤打这么多石头，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当我在阿卡狄亚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人雕琢大理石。许多国家沉迷在疯狂的野心中，要想靠留下多少雕琢过的石头来使它们自己永垂不朽。如果他们用同样的劳力来琢凿自己的风度，那会怎么样呢？一件有理性的事情，要比矗立一个高得碰到月球的纪念碑还更加值得留传。我更喜欢让石头放在它们原来的地方。像底比斯那样的宏伟是庸俗的。一座有一百个城门的底比斯城早就远离了人生的真正目标，怎能有围绕着诚实人的田园的一平方杆的石墙那么合理呢。野蛮的、异教徒的宗教和文化倒建造了华丽的寺院；而可以称之为基督教的，就没有这样做。一个国家锤击下来的石头大都用在它的坟墓上。它活埋了它自己。说到金字塔，本没有什么可惊奇的，可惊的是有那么多人，竟能屈辱到如此地步，花了他们一生的精力，替一个鲁钝的野心家造坟墓，其实他要是跳尼罗河淹死，然后把身体喂野狗都还更聪明些，更有气派些呢。我未始不可以给他们，也给他找一些掩饰之词，可是我才没有时间呢。至于那些建筑家所信的宗教和他们对于艺术的爱好，倒是全世界一样的，不管他们造的是埃及的神庙还是美利坚合众国银行。总是代价大于实际。虚荣是源泉，助手是爱大蒜、面包和牛油。一个年轻的有希望的建筑师叫巴尔康先生，他在维特罗微乌斯的后面追随着用硬铅笔和直尺设计了一个图样，然后交到道勃苏父子采石公司手上。当三十个世纪开始俯视着它时，人类抬头向着它凝望。你们的那些高塔和纪念碑呵，城里有过一个疯子要挖掘一条通到中国去的隧道，掘得这样深，据说他已经听到中国茶壶和烧开水的响声了；可是，我想我决不会越出我的常轨而去赞美他的那个窟窿的。许多人关心着东方和西方的那些纪念碑，——要知道是谁造的。我愿意知道，是谁当时不肯造这些东西，——谁能够超越乎这许多烦琐玩意儿之上。可是让我继续统计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