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给妈妈的信：二十五万人算多？

MM：

有时候我在想：香港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对香港是有些批评的，可是我还是喜欢这个城市，而且蛮关心它的发展──我决定去参加十二月四号的游行。

我们离开游行大街的时候，你问那个计程司机──他看起来像三十多岁的人吧？你问他为什么没去游行，我当时在想，MM真笨，怎么问这么笨的问题！他没去游行，当然是因为他得开车挣钱，这有什么好问的。

结果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说，“干嘛游行？民主不民主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些人吃饱没事干！”

二十五万人游行（警方说六万人），主办单位好像很兴奋，你也说，不错！可是，MM，这怎么叫“不错”呢？你记得二零零三年反伊拉克战争的游行吗？罗马有三百万人游行，巴塞隆纳有一百三十万人，伦敦有一百万人上街。而这些城市的人口是多少？

罗马──六百万。

巴塞隆纳──四百六十万。

伦敦──七百四十万。

当然，涌进市区游行的人来自城市周边一大圈，不是只有罗马或伦敦城市里头的人，但是你想想，罗马人、巴塞隆纳人、伦敦人为什么上街？他们是为了一个距离自己几千公里而且可能从来没去过的一个遥远得不得了的国家去游行，还不是为了自己的城市、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直接未来。

相对之下，香港人是为什么上街？难道不是为了自己最切身的问题、为了自己的自由、为了自己的孩子的未来？为了自己，却也只有二十五万人站出来──你能说这是“不错”吗？

我也许无知，或者有欧洲观点的偏见，但是我真的没法理解怎么还有人质疑游行的必要。

游行前几天，我还在报上读到大商人胡应湘的一篇访问，他把正在筹备中的游行称为“暴民政治”，还拿天安门的流血事件来做比较，说游行抗议对民主的争取是没有用的。他的话在我脑子里驱之不去。这个姓胡的好像完全不知道东德在一九八玖年的百万人大游行──柏林围墙倒塌了。

他好像也完全没听说过甘地争取独立的大游行──印度独立了。他好像也完全不知道一九六三年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掀起的大游行，促进了黑人人权的大幅提升。难道这个大商人对柏林围墙、对甘地、对马丁·路德·金一无所知？

政府一意孤行时，通常游行抗议是人民唯一可以做的迫不得已的表达方式。我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上街游行，可是我认为每个人至少应该把问题认识清楚，明确知道那些主张上街的人的诉求是什么，再决定自己的立场。

回到那个计程司机。他在听广播，所以你问他，“游行人数统计是多少？”那时候还是下午五点左右。他说，“大概十万左右。”你说，“不坏。”他就带着一种胜利的微笑，说，“哈，可是很多只是小孩！”

确实的，游行的队伍里小孩特别多，很多人推着婴儿车来的。也有特别多的老人家。很明显，那司机的意思是说，十万人不算什么，因为里头很多是小孩，而小孩不算数。

我的新闻写作课的指定作业是访问游行的人，几乎每一个被我问到“为何游行”的人都说，“为我的下一代”。

我真的很感动，MM。他们要求的仅只是一个民主时间表，他们没有把握自己是否见得到民主，但是他们站出来，是为了要确保自己的孩子们一定要见得到香港民主那一天──他们可以忍受自己没有民主，但是他们在乎下一代的未来。我想很多人当年是为了逃避共產制度而来到这个岛，现在好像老的阴影又追上来了。

游行的人群里那么多孩子，他们“不算数”吗？我却觉得，不正是孩子，最值得人们奋斗吗？

出门前，我问了几个欧美交换学生去不去参加游行，发现他们都不去，说要准备期末考。我有点惊讶，咦，怎么面对历史的时刻，那么不在乎？四零年代西班牙战争的时候，欧美大学生还抢着上战场去帮西班牙人打自由之仗呢。不过，我是不是也该为我的同学辩护呢？如果不是新闻写作的作业，搞不好我自己也不会去。毕竟，一个地方，如果你只是过客，你是不会那么关心和认真的。

但是让我真正惊奇的，还是到了游行现场之后，发现中年人、老年人、孩子占大多数，年轻人却特别少。感觉上大学生的比例少得可怜。

大学生哪里去了呢？通常，在第一时间里站出来批判现实、反抗权威的是大学生，很多惊天动地的社会改革都来自大学生的愤怒，不管是十九世纪的德国还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欧美。你告诉我还有中国的“五四”运动。所以我以为维多利亚公园当天会满坑满谷的大学生，结果相反。

于是我回想，是啊，在港大校园里我也没看见学生对游行的诉求有甚么关心。几张海报是有的，但是校园里并没有任何关心社会发展的“气氛”，更别说“风潮”了。期末考比什么都重要。

好吧，MM，你说这次游行留给我什么印象？一，一“小”撮人上街去争取本来就应该属于他们的权利；二，一大堆人根本不在乎他们生活在什么制度下（只要有钱就行）；三，大学生对政治──众人之事──毫无关切；四，大学只管知识的灌输但是不管人格的培养和思想的建立。

这就是我看到的二零零五年十二月的香港。

这样的香港，将来会怎么样呢？

安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