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险峰（第一财经周刊执行总编）

2007年年底，筹备《第一财经周刊》的时候，我邀请海鹏加盟——有那么几天他似乎动了一点心思，我还跑到他家里一趟去游说，当然最后依惯例，他还是拒绝了我的邀请，作为折中方案，他答应给我开一个专栏，两年多下来，大概有五十余篇，这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可能来自于这个专栏。

专栏名字开始叫“公司人”，写了大半年，有读者抗议，这专栏跟公司人有什么关系呢？于是改名叫“涂鸦”，取了个很正式的英文名字“critique”。涂鸦，是我的主意，在我看来，这个行为对权威和制度有一种天然的反叛味道，与主流保持着很好的距离，更关键的是它很快活，很自由。

其实叫什么名字不重要，关键是有海鹏在写。海鹏为自己写的这些文章定位为“我仅存的志向就是重申常识”，他很谦逊地说：“重申常识这种事，做起来一百年也不够，可它没什么难度，未必专需要谁做。”但我是一个编辑，我知道找到一个睿智、幽默的专栏作家可能并不会太难，但是找到一个能如此尊重并且理解汉语，还能优雅运用的人基本上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请海鹏给《第一财经周刊》写专栏，可能是我在这本杂志做的最好的决定之一。这是一个小概率的幸运事件。

就像有海鹏这个朋友，也应该算是我人生的一个幸运事件吧？我加入了豆瓣上的“李海鹏小组”，看到他那么受人喜爱，作为朋友，我免不了有的时候也要沾沾自喜一下。

认识海鹏，是在1994年世界杯的时候，有报纸约我们写球评，那个时候他大三，我已经毕业。此前知道这个人，是个“写诗的”——在海鹏经常以L大名之的辽宁大学，诗人就是这么被称呼的。这很显然不是一个很受尊重的称呼，再加上他的瘦和白透着的那股神经质的劲头，他应该不那么招人待见，当然这只是我的想像。

熟悉起来是在1996年，我们成天混在一起看欧洲杯。忘了是哪个人看好动漫产业的未来，海鹏、我还有浪打郎（本名是张恩超，现在是榕树下网站的总裁）决定一起做个动漫的脚本，主人公叫小派，是一个不那么喜欢被管理的蜡笔小新一样的小男孩，最后他飞了起来——我们满脑子都是各种卡通的画面，一个自由的、犀利的、有着幽默感的孩子在天上飞。

那个存在一台破电脑里的脚本再也找不到了。我想最后那个画面让我和海鹏都记忆深刻，应该是2001年吧，海鹏写《做天才》，这一次飞起来的是浪打郎，“只见在10月的天空下，一个名叫浪打郎同学的UFO长发飘飘，裤衩飘飘，在空气中游啊，游啊，高过了阳光刺破的云层，去到芳香幽深的所在，一个做天才者如此执著的飞行，世俗的上帝再也阻止不了了。小鸟贝阿特里齐啊，你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

1998年的时候，我是他的编辑，基本上也是每周约一篇稿，那时候他已经展现了拖稿的天赋，我开始饱受他的折磨，经常逼到要做版的时候，他写一页传过来一页，有那么十几分钟的功夫写完，传完。

2000年底，我到北京，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海鹏、关军、浪打郎都到了北京。那两年可能是最好的一段时光了吧，每周踢一次球，吃饭扯淡，某一次他心血来潮还在朝阳公园蹦了一次极，一直到2002年的日韩世界杯……没有约稿折磨，除了有一次我约他写了一篇《长日孤独的城市——沈阳人的性格、文化、生活和希望》。

好时光总会结束。那段时间先是浪打郎去了广州，然后关军也去了广州，我去了上海，海鹏一个人留在北京，他们仨都加盟了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对海鹏的改变很大，怎么说呢，他喜欢谈些大问题了，他说他讨厌不公平和容易同情人的天性在这个阶段被激发出来。他转过身就变成了我们原来谁也想不到的“中国最好的记者”。几乎所有人认识的海鹏都是那个写着漂亮报道的人。

到了2008年底，他离开南方周末去了GQ，海鹏的前同事林楚方很沉痛地跟我说，这是新闻业的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我说，我看过海鹏在沈阳编过的杂志，是我看过的最好的杂志之一——他是写报道的天才，换个神秘的姿势一样可以做天才。

直到几个月之后有一天晚上，他打电话说吃饭，在一个火锅店里，他说他又辞职了，打算写小说了。他做什么我都觉得是合情合理的，但这个可能是他最该做的事，并且是他最爱做的那个天才。

写这个序，于我是件伤感的事。把这些结集之后，海鹏说再不要写专栏了——《第一财经周刊》上面也不再会有这么漂亮的涂鸦文字了。但再想，这些都是过眼云烟——大部分东西都会消逝掉的，但海鹏的这些文字会留下来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