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吾父凯利班

有一天,因为公干,我跟胡安·莫里略的女儿坐在一家咖啡馆里回忆童年生活中的各种阴影。莫里略是位秘鲁作家,著有《河水必将携你而去》,他女儿如今在北京为一家欧洲电视台工作。她说,小时候她被送到利马的一所富人学校读书,周围的孩子都太有钱了,让她很有压力。我说,你也有可骄傲之处呀,你爸是著名作家。她叹息说,问题是爹也怕比,既生瑜何生亮,班里有个男孩,他爹就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这一下,用一句时下流行的冒傻气的话讲,“我被雷到了”——她确实是自豪不起来。略萨在地球文学界的地位约等于前国务卿基辛格之于美国政坛。然后她问,那你小时候呢?我特自豪地说,有个中文词叫“世子”,听说过没有?我就是我们家那片儿的“世子”。我爸高中毕业,是方圆十里之内最有文化的人。

可惜这姑娘仍然困惑不解。一外国人,哪能理解我们东北人“老子啥也不是,因此老子天下第一”的人生哲学?刘永的看法是:“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我们东北人则这么想:鸟卿相算个球啊?

这种人生观当然近乎泼皮无赖,有时会导致人们失去分寸。不过它还有不错的另一面,比如它让我觉得,一个美好的世界的首要标准就是等级松弛。

全中国的城市都变得千篇一律了,不过我还是有机会到过的几个不错的小城市,曾经置身于几个安静的街区之间。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有大片被树阴覆盖的小房子,有简单干净的道路和懒惰的人民。我以为这才是好的生活,而我们自己居住在北京的高楼林立、阳光赤裸的楼盘里,实在是再糟糕不过的日子。关于当下的中国人的生活,学者们有个说法叫“成功动机过剩”,我深以为然。我们都像是同一列火车的乘客,这火车的司炉工拼命加煤,因为我们想开到月亮上去。老想着成功干嘛呀?就好像我们的智力不足以应付不追求成功的生活似的。

在我看来,这世界上最痛苦的生活莫过于某人娶个日本老婆,因为早上你上班的时候她会在你屁股后头鞠上一躬:“李桑,努力工作!”我努力不努力干你屁事?人生的乐趣不就在于不努力吗?

问题是,好多时候我们都为生活所迫而去干傻事。小孩子亦是如此。我有个朋友是个普通公务员,望子成龙,因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儿子送进了北京的一所著名的高干子弟幼儿园。元旦时这小孩参加了一次戏剧排演,跟别的孩子一起像皮球似的在舞台上滚来滚去,然后突然像一群小僵尸一样站起来朗诵:“刘园长啊,您就是我们的妈妈!”表演结束之后,我们都赞扬他滚得很不错,但是他自己很失望,因为没当上惟一的公主。可是我猜测,这皮球的命运他一时半会儿是摆脱不掉了。明年他还当不上公主,后年也当不上,等他上了小学,很可能就突然醒悟,公主的爹即便不是皇上,至少也得是副部级,于是就注定无法挽回地开始其比爹的一生。

这可真是一个难解的疑惑:为什么在一家势利的幼儿园,每个小男孩们就都非当公主不可呢?

我相信,只有抱定了粗鄙之识者,才可以决意不鸟任何童话般美丽的东西。有一次我看一本著名的讲伶人的往事的书,作者讲到了尚小云如何在酷暑中表演而不出汗:“尚小云把汗都摄含在体内,什么时候松弛了,才叫它排出体外。”我就琢磨:贵族气质这东西真够讨厌的。另一回在电视上看到王朔得意洋洋地忽悠梁文道:“你知道我们小时候看的什么?总参做训地图呀!”我就想,早知道他出息成这样,就该让他去美国上小学,让马修·李奇微少将的儿子跟他聊聊第82空降师。

当然了,众所周知,在大件事上,爹比什么都有效,但这是我们需要忘记的另外一个问题了。

高中时我看莎士比亚的剧本《暴风雨》,记住了里面的一个著名的怪物,名叫“凯利班”。如今,每当我看到什么宏大的、庄严的、愚蠢的和可笑的事物,都会想起它来。他又丑陋又有力量,像牲畜一般冷酷残忍,在西方语境中又被认为“象征着被压抑的被扭曲的东方世界的文化起因”。甭管这是不是西方文化中心论吧,等级、权力、拼命往上爬等等,总归是我们这“世界”的的特色吧?所以大家根本不用比爹,在文化上我们有个共同的爹,就是凯利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