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猪膝骨与民主制度

现在的小孩太让人嫉妒了,我一个朋友的3岁孩子,特爱看一个动画系列片,讲的是一帮小动物到处玩,每回玩都出意外,不是一只狗被门挤碎了脑袋,就是两只鸭子被摩天轮甩出去,摔在篱笆上,喋血街头——最终结局无一例外,必是小动物们极其欢快而且享受地死光光。饶是我一把年纪,看这动画片还乐不可支,那小东西就更是像白痴一样乐得找不到北了,看完了还满世界嚷嚷:“大象死了大象死了!”就好像他爸爸死了似的。这情形倘若被爱护儿童人士看到,必定要说这种动画片毁坏了孩子的心灵,可是我不这么觉得。孩子的天性是寻求快乐,他们智商基本为零,不懂幽默,但是能感知滑稽,滑稽这东西虽然低级却能给人带去无穷欢乐。非要禁绝这种滑稽的话,我看禁这路动画片还在其次,先要立法禁止孩子们的思维像孩子才对。

相比之下,这孩子的前辈们可就太惨了。比如说,我小时候就曾经认为世界上最有趣的读物是一本名叫《外国著名诗人故事》的坏书。按照这书的说法,著名诗人们根本不在乎文学创作这码子破事儿,个个像使徒一般坚定,毕生所思,既非女人也非韵脚,而是如何反抗资产阶级。书中说,拜伦是个充满激情的战士,跑到希腊去输出革命,却不明说这孙子其实是个恐怖分子;书中还说,雪莱很受女士们的欢迎,并遭到了资产阶级文人的诬陷,却只字不提他跟小姨子有一腿。总之一句话:本来是很黄很暴力很生动的事儿,被这本破书弄得特别和谐。

有一年我去过一个东北的村子,一位大姐陪我参观村里的“民族风情展览室”,看到几块“嘎拉哈”,她说:“啥破玩意啊!”她自己小时候只有这东西可玩,如今想起来不免要自怜一番。这“破玩意”其实是猪、羊或者牛的膝骨,早先是满族儿童的传统玩具,稍后则是整个东北的孩子们的掌中宝。若是文化相对主义者听到这位大姐的感慨,没准儿就要谴责她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价值缺乏尊重。我却觉得,尊重是可以的,但不好玩就是不好玩。我姥姥就是个满族人,我小时候她和她的姐妹们也试图让我玩猪膝骨,幸好老天保佑,当时我已经有了黑铁皮的儿童空气枪可资比较,自然拎着枪冲出老太太们的包围,于是跑进了现代文明。

传统的意义在于标记我们从何而来,但并不意味着预示我们向何而去。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说:“历史能够帮我们启迪智慧,理解人类,但它能预告未来吗?不能,它能对未来构成影响不等于预制未来。”跟一些二把刀历史学家比起来,我当然比较相信这位。另一位对文化传统不够尊重的人则是作家纳博科夫,有一次记者问他最想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他没有说住在水边的一座老房子里那种屁话,而是说:“在未来的无云的世界,建筑之间有柔软的管道相连。”在我的理解中,汤因比的话就叫作诚恳、回归常识,纳博科夫的话就叫作潇洒有英气——没错,传统很优雅,但那是你们的优雅,老子不尿你们这一壶。

他们的话当然只是个人意见,但是所有的成规其实也都是意见。我认可上述两位,并非有什么特别原因,顶多是个“我喜欢”。可是我觉得,这个“我喜欢”太重要了,它来自人性,又简单又无敌。

我辈所经历的,这生活中所充盈的,都是基于人性的吗?我可不敢这么认为。在我们这儿,众所周知,一个人活得越长,他学习到的错误知识就越多。仅仅是一本《外国著名诗人故事》给我的恶劣教益,我就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才能拨乱反正,那么我们这些年来沉浸其中的各种谬种之学,比如学校课业、公司政治乃至伦理价值等等,到我们死去的那天能不能清理干净呢?

所以说,判断是非曲直,不能全靠我们的靠不住的学问。甭管什么东西,先看看小孩子对它的态度如何再做评判,基本上不会太错。比如说,民主到底是不是好东西呢?我觉得它就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如何建设民主当然是个复杂的问题,但要不要民主却不是,其中的社会演变基础,还是在于再简单不过的人性——你不给一个小孩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他就恹恹无生气;不给他说话的权利,他就在背后骂你“大王八”。对小孩子来说民主是好的,就像空气枪是好的一样,背后自有自然律令。我们没发现它是自然律令的时候可以像笨蛋一样活着,可是发现之后就再也不想那么活。

《红楼梦》写了那么长,核心无非四个字:赤子之心。贾宝玉的赤子之心,就是坚持纯真是美好的,事儿逼事儿逼的成人社会很操蛋,大家不让他这么认为,他就跑去当了和尚。对我辈来说,情况庶几相同。小时侯我们看见一只空气枪就高兴,看见猪膝骨就郁闷,那么长大了之后,要是有人对你说“年轻人,你要考虑中国国情呀”,或者再次拿来什么泛黄的劳什子做矜贵之状,那么即便我们不直接嚷一句“去你大爷的!”也该心里明白:这可是一阴招儿。这家伙若非太蠢,就一定是想干掉你心里的林妹妹,逼你去当和尚呢。

别忘了,甭管现代民主制度多么精致复杂,在根底上它却与老子所言之“绝圣弃智”一脉相承。好的文明总是尊重小孩子的,而坏文明则往往压制天真。既然对孩子们来说最有价值的生活就是咯咯笑个不停,那么对普罗大众们来说,倘若可以接近这种生活,世界就是美好的。